[作者简介]李运河（1970—），男，山东菏泽人，硕士，菏泽学院外国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对比。

       中国电影史的开端是对美国电影的介绍和引进为标志的，那么，好莱坞影片对中国电影界和观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且是极其深刻的。尽管华人形象在好莱坞影片中并非主流角色，但是中国民众对于自我的形象关注度一刻也没有消减过，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发展历程，直到当代形势下的多元化倾向，华人形象的演变史及其对时代的影响值得电影界和国人的重新思考。

一、电影早期的华人角色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世界无声电影的时代，中国社会混乱，经济萎靡，社会动荡不安，而美国正处于开发时期，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并实施建设战略，华人劳工也为铁路建设等西部开放项目付出辛劳甚至生命。在此历史背景下，华人在好莱坞影片中呈现滑稽可笑的形象，折射出美国人对中国国度的好奇和偏见，华人形象成为美国种族文化的牺牲品。银幕上的中国人显得愚昧可笑，长辫小脚，多为恶棍罪犯等负面角色。1894年，无声电影《华人洗衣铺》在美国上映，银幕上华人男子遭到警察的追捕而四处躲藏，体现出滑稽可笑的闹剧色彩。美国实施“排华法案”后，“黄祸论”一度在美国人思想中传开，华人被歪曲的野蛮的负面形象基本在好莱坞银幕上定型。美国白人担心黄种人的民族威胁，潜意识中体现出西方和白人中心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东方人的恐惧。
　　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电影在中国引发争议的三个主题是：邪恶、色情和辱华。其中中国对美国电影批评的第三个方面是其对于中国人形象的损毁。美国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多数由美国的广东人扮演，他们身材矮小，心狠手辣，杀人越货，或者呆傻弱智，形容猥琐，且长辫小脚。华人在好莱坞影片中多为恶棍和罪犯，且常以配角身份出现。[1]这些银幕形象是对中国人的丑化和嘲弄，反映出美国人意识中对中国的偏见和轻视，必然引起国人的抗议、抨击和抵制，中国人开始深切关注美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
　　从1929年起始，“傅满洲博士”为主角的好莱坞系列电影投入市场，并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他将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的恶劣想象集于一身，仿佛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傅满洲被设计得生性残忍，诡计多端，独处于黑暗角落绞尽脑汁做出种种阴谋筹划。这一华人形象揭示出西方人恶意丑化和污蔑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一个高傲自大、蒸蒸日上的文明需要一个停滞、落后、堕落的异域形象作为陪衬，中国就是这个异域国家，而傅满洲则是这个异域形象。[2]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势必引发华人世界的愤慨和批判，因此，在傅满洲诡秘而且狡诈的形象充斥美国文学和银幕的同时，侦探陈查理作为另一个华人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展现，他精明强干，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但是有一副奇怪的长相：矮胖，女性化，举手投足滑稽可笑。以陈查理为主角的50部系列电影基本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侦探陈查理基本以正面角色昭示世人，是美国公众对中国人形象重新审视的关键人物。[3]电影早期的单一的华人丑恶形象演变为正反面形象共存的局面，体现出好莱坞影片中华人形象由一元向二元角色的转变，对中国及中国人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形象的正面化具有积极的宣传效应。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地》
　　20世纪30年代后期，尤其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对东方的理解发生变化，将日本视为真正的“黄祸”，而同情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1931年，赛珍珠出版了小说《大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媒体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刻画开始改善并日趋向好，在此历史背景下，好莱坞拍摄电影《大地》并成功上市。这部电影以中国本土为背景，塑造了淳朴可爱的农民王龙形象，为捍卫祖先留下来的这片热土，他由质朴的农民成长为英勇的战士。《大地》从正面刻画了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代表，为战争时期的中美联盟抗日起到了实际的宣传作用。接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彻底将美国推向联盟的阵营，这一历史阶段的华人形象在美国最为美好，相应的，好莱坞也安排了“傅满洲”这个电影人物的自然死亡。

三、两大阵营对抗时期的“傅满洲”复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冷战时期，中苏联盟关系加强，美国人心里总感到面临“红色威胁”，于是，“傅满洲”得以复活并以更为邪恶和恐怖的形象出现于好莱坞影片。
　　自20世纪50年代始，冷战的爆发将黄祸撒旦打上了红色印记，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撤退，他妈的！》等好莱坞战争影片中的华人形象被刻画为“共党”或“红党”，《不博士》中的主人公不博士和《龙争虎斗》中的韩先生是其典型的代表。甚至进入1980年代后，好莱坞迎合美国社会对中国人权、西藏问题、香港回归等的恶意攻击，制作成《红色角落》《西藏七年》等丑化中国的影片。同黄祸和强奸犯形象一样，红祸角色的华人形象是美国人直观或者间接将中国人形象妖魔化的结果，也同样吸取了傅满洲的撒旦形象之灵感。

四、20世纪80年代后的多元华人形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后呈现出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交往、碰撞和冲突，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理解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也同样呈现多元的复杂透视。两国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双方的相互沟通和了解，这一领域的借鉴和参照会便于一方映照异域文化并更好地定位和发展自我文化。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形象的塑造仍然局限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和社会现实及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心理感受等诸多因素，其终端目标仍然是服务美国文化及满足好莱坞市场需要的追求。
　　具有典型中国题材特征的一批电影在好莱坞上映，其中包括《阎先生的苦茶》《庭院里的女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中的中国形象极具东方烙印，呈现古老、闭塞、传统、愚昧等地域特征和旗袍、针灸、瓷器、纳妾等事物特征，历史跨度很大，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华人在国外的生活现状，而这些片面的印象是美国人追求猎奇、刺激等心理和行为的结果，通过这些视觉感官的接受和刺激，华人形象逐渐呈现一些套路化的形象模式，客观上导致美国人乃至西方人对华人负面印象的建构。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华人角色遭受严重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落花》中男主角郑焕为人善良，富有理想和同情心，但是为英国人所轻视，并被主流英国社会拒之门外，最终导致自杀身亡。《阎将军的苦茶》中的阎将军举止优雅，言谈行事犹如西方绅士一般，但是他与白人女性梅甘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东方男人对西方女人的诱惑，其军事、政治和爱情上的失败逼迫他自杀。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好莱坞电影里的中国元素日益显现，传统意义的华人负面形象逐渐改变，由李小龙等一批武术高手带去的中国风在好莱坞掀起一股华人旋风，并将美国人的对华的刻板印象产生动摇，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反映在当代好莱坞电影中，我们会看到英雄、妖魔和无名氏等各类华人角色的共存局面，真正充分展现了华人形象的多元化现状。“他者”形象的塑造代表一种文化寻根，借助“他者”的形象寻找自我，另一方面，塑造者的猎奇形态和主体欲望的投射也融入其中。[4]将好莱坞影片中华人形象和元素综合考量，可以发现一些影响力较为强烈的银幕形象模式，他们中既有正面的角色也有反面的形象，形成当代历史形势下多元角色并存的局面，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武打演员闯入好莱坞，有代表性地塑造了一批英雄形象，为美国观众的心理期待注入了想象和向往，东方国度的神秘、哲学、传统文化等吸引着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的探索欲望。成龙在《燕尾服》中扮演的司机是伸张正义的化身，周润发在《防弹武僧》中扮演的武僧守护卷轴六十载并在美国寻找到担当守护的继承人。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中，中国国宝大熊猫被塑造成怀有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中国式大侠形象，从一个方面显示中国元素对美国文化内核的触动。
　　这些英雄形象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成分传播到了北美大陆，发挥了文化传播和交流之功能，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在美国人心中就是与白人平等的形象，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是无法用橡皮擦轻松抹去的。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时期，黄祸撒旦形象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龙年》中黑帮老大周泰是现实版的傅满洲形象，呈现阴险、狠毒、杀人如麻、无视法度等典型性特征，其命运无法逃脱被白人警察杀死的结局。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中美的建交和冷战的结束，美国的新霸权主义日渐成型，华人在好莱坞影片中充当模范公民或者雇佣警察的角色，与黑人、白人形象一起将“双种族伙伴侦探电影”这一类型推向高峰。[5]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撒旦和家臣形象并没有完全从美国人意识深处消失，而这种撒旦和家臣形象并存的现象正符合了美国社会的需要，危险的撒旦要从美国社会中消除，驯服的家臣则成为服务美国社会的工具。
　　当今的传媒技术日益尖端化和网络化，对传统电影的压制性影响也异常严峻，单靠中国电影界一两部获奖影片或者一两个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影星无法彻底改变华人在好莱坞电影中的负面形象。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乃至发达才会成功地实现中国梦，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会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样地，也会促进积极正面的华人形象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建构，最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裨益。

[参考文献]
　　[1]雷茜.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和华人形象的嬗变[J].电影文学，2010（10）.
　　[2]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国外文学，2004（01）.
　　[3]张容.欲望化“他者”：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形象[J].文学界，2010（02）.
　　[4]张什.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锋——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J].世界电影，2010（02）.
　　[5]黎煜.撒旦与家臣——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J].电影艺术，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