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分属不同国家的人相遇时，首先要跨越的就是文化差异所形成的樊篱，有时甚至是鸿沟。只有当越过这层障碍后，人们才能步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路，最后通达取其长补我短的终点。比如，当不了解伊斯兰文化时，人们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它的狂热与残暴。但一旦熟读其经典，研究其历史后，才能明白割礼这个看起来野蛮而落后的仪式是其宗教信仰的根基，是它与所信仰之神的一个契约，或曰一个标识。 
　　谈到文化艺术，就不能离开民族的范畴。那么，民族是什么？或者，民族由什么组成？首先，民族离不开地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地质风貌滋养出独特的风土人情，这些风土人情转化为有形和无形的民族遗产。前者包括了衣、食、住、行以及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等，即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后者则指民族记忆，也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民族，外化为各有旨趣的文化。因此，不论两个不同国家的人的摩擦、冲突以何种方式显现——小至饮食起居、语言沟通，大至文学艺术、哲理世界观，——它的一个主轴就是烙印在彼此身上的文化图腾在起作用。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称，中国是大陆的文化，而西方却是海洋的文化。这二者截然相反的地理环境便在根柢上决定了彼此文化走向的殊异性。 
　　但是，要用一篇小文述尽文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对比文化的不同，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我们只能勺上文化大洋里的一瓢水，尝尝其咸淡与否。本文便择取肖像画为切入点，抒发笔者对于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浅陋之见，不求能发人所未发，仅求不发大谬之言论。 
　　一般绘画分为人物画与风景画。前者可按画中的人物数量分为群体画和肖像画。后者也可细分为山水画和花鸟画。但是翻开中国绘画长卷，相比于山水画和花鸟画，人物画少得可怜，更别提人物画中的肖像画。冯友兰便在《中国哲学简史》中道，“中国画的杰作，大多画的是山水、花卉、树木、竹子……”这是由中国的绘画理念——或者说是绘画背后的文化所决定的。 
　　南齐的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直言绘画的用意，“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译成白话即是“画”以载道。既然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历史使命，又加之中国人骨子里的那股“道可道，非常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以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的鄙弃有形之物的老庄理论的推波助澜，自然会诞生出诸如苏东坡的画工画与文人画分流的画论。苏东坡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认为追求外形上的肖似只是低层次，入不得艺术之殿堂，“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并以此为标准，将外形上的肖似直接打入了画工画，而将追求神似之画推崇为文人画。简言之，中国古代的绘画，与文学中的倡导一般，讲求的是一种“意境”。“意”是轴心，“形”则可有可无。于是在中国的绘画长卷中，除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留下的些许正襟危坐、神情俨然的肖像画外，看到的人物大多带有那么点仙风道骨的特性。比如中国史上的李贺，史书上载此人长相极为怪异，李商隐便道，“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活脱一地狱恶鬼的形象。然而《晩笑堂竹庄画传》中，李贺的画像却颇为庄子之风，一匹瘦马，一身白袍，面有出世之色。再有大诗人李白，他的好友魏颢便曾记，“眸子迥然，哆如饿虎，”而且他也自称“身不满七尺”，但是史上他的画像，无一不是展现其诗仙酒神之形象。 
　　反观西方的肖像画则一直追求着肖似。虽然在文艺复兴之前，绘画是用以描绘天父、基督、圣徒等宗教题材以及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神话题材。但是它也追求着拟人化时的准确性，不仅五官相貌精心绘制，甚至连头发也丝丝分明。并且至晚到中世纪末期，也即文艺复兴的开端起，肖像画便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一个关于画家的小故事便可将西方的此种绘画理念阐明得淋漓尽致。两个中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斗画技，一个称，“我能把树画得像一棵树。”另一个画家轻蔑地称，“你拿着我的画，就可以在一片森林中寻找到这棵树。”如提香创作于1514年的《神圣与世俗的爱》（Sacred and Profane Love），五官的美、人体的美、器物的美以及服饰之美都在这幅中得到了完美的彰显，而作为背景的风景却是用暗色的赭色来表现，从而起到衬托人的作用。这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是非常重视“人”本身，所有与“人”相关的东西都是它冥思的对象（而中国却是以“自然”为感悟触点）——思考人，进而思考人的处境，再将这种思考上升为对上帝或曰外在力量的思考。但是不论怎样，它的出发点都在“人”。西方会发展出完备的小说艺术、产生心理学、照相术以及现代的医学、科学等等，无不与它对于“人”这一实体的极为关注有关。 
　　于是，本文可以诺思罗普（FilmerS.C.Northrop）在其《东方直觉的哲学和西方科学的哲学互补的重点》中所称作结，东方的文化是以“直觉”得到概念，而西方则是以“假设”而得到概念。前者凝视自然，惊叹自然，融于自然，后者则是凝视自然，惊叹自然，改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