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张居正秉政的十年间，由于政权运作的强力推动，行政公文改革与科举文风整肃取得初步成效，但并不持久深入。随着张居正死殁及政治清算，这种短效的文风建设成果化为乌有，行政公文和科举文风重又弊状丛生，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说明，文风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它需要行政权力的推动，但又非政权运作所能包办代替，文學自身的定势与惰性往往更顽强。相对于行政公文与科举经义文，文人的诗文创作则有所畸变，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作为对张居正专决朝政导致君臣错位的文學表象，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丰功伟绩的褒扬，实为嘉靖以来空言废政之谬种流传，也是对张居正行政公文改革的反讽；另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窃取君权的讥讽，是为儒家诗教讽谕精神的潜移默化，反而加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之毁灭。而万历新政之毁灭，更使张居正推行的行政公文改革与科举文风整肃成果荡然无存。
　　从朱元璋罢革宰相之制开始，皇明政权进入高度集中的时代，国家大政皆由君主专决，君主个人意志左右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局面到万历朝前期才有所逆转，关折点在于出现政治强人张居正。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以托孤之名辅政，以臣子代行君权，专决朝政，臣名而君实，使该时段政权运作变得异常纠结，这不仅左右一代士风，而且对文學风尚也产生明显影响。本文拟从行政公文改革、科举文风整肃、诗文创作畸变三个方面，来探寻政权运作与文风变化之联动关系。
　　一　行政公文改革
　　公元1368年，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开国伊始，公文制度因承元代之旧，其重重积弊因而延续下来：“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日主文，附之者日贴书，日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繁缛的运作方式不仅降低了处理政务的效率，还会因权力牵制产生奸利害政的恶果，这显然是不能被朱元璋接受的。为此，他对公文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尤其注重行政公文书写规范的改造，要求公文内容平实、语言浅显、格式规范、风格庄重，还申明禁令、严惩违禁者、颁行范文、列入教學科目等。通过推行这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在永乐前后消尽了元末遗风，把行政公文纳入到这一书写规范中。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到了嘉靖时期，曾被革尽的元末遗风死灰复燃，并滋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如空言废政之风极度兴盛。无论是权力核心的内阁辅臣，还是一般的官员，无不沾染此习，张治《贺雨疏》、《贺白鹿疏》、《贺灵雪疏》，徐阶《贺伊世子奏进黄白兔各一》、《贺瑞雪》、《贺雨》、《贺瑞谷》，曹大章《进白鹿贺表》、《进白鹿表》、《贺灵雨表》、《贺进瑞谷表》、《贺瑞雪表》、《贺瑞应玉龟表》、《瑞应玉鹿表》、《玉兔表》、《贺灵雨应祈表》，高拱《贺雨疏》、《贺玉龟仙芝疏》、Ⅸ圣节恭贺疏》、《贺冬至疏》、《贺元旦疏》、《贺白鹿疏》、《又贺雨疏》、《贺白雁疏》、《贺龟生卵疏》、《贺白鹊疏》、《贺雪疏》、《贺瑞芝疏》等，皆属此类。这种空言废政之风，主要由朱厚熄崇奉道教所引起。朝臣王得春不无担忧地说：“近年以来，献瑞者不一，而凡形诸表疏、见诸歌诵者，备极谀美之词；间有灾异，则多所忌讳，匿不以闻，甚非所以忧治世而危明主也。”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朝臣一味谄媚世宗，而置民生疾苦于不顾的官场作风。可以说，推究嘉靖政局衰落的原因，这种空言不实的文风难脱干系。
　　再如嘉、万之际，文坛流行着一股以晦涩为美的趣尚：“文体则耻循矩镬，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此种以晦涩相高的审美趣尚，浸润着当时的公文写作。嘉靖时期的户部尚书韩文，针对公文中出现的此种不良风气，重申了朱元璋确立的写作标准：“疏词不可多，又不可文，可为疏法矣。”所谓“文”，即语言过于雅化而使文义晦涩不明，严重消解了公文的执行力。
　　又如公文繁复冗长而危害政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疏：“迩来题奏章疏，竟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遍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奏疏中废话连篇，不仅降低了阅览的效率，还淹没了要说的正事。隆庆四年(1570)，高拱对此种繁冗文风提出了批评：“臣惟尚实之世不多言，守法之臣无曲说，况君上日有万几，岂宜烦渎；而人臣进言当谨，安可虚浮!查得先朝章奏俱各简实，不敢繁词。近自三二十年来，率务为支叶，铺缀连牍，日新月盛，有增无减，曾不思蔓延长语，徒劳圣览。且言多意晦，绪理难寻，翻可窜匿事端，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理不当如此。”高拱把公文文风上升到了礼制层面，认为文辞繁冗是越礼犯上的行为。
　　针对这样的行政公文弊状，张居正所推行的改革，早在他升任首辅之前一年就开始了。在作于隆庆五年(1571)的《辛未会试录序》中，张居正已指出“省章奏之繁词”。在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掌控朝廷大权之后，正式上疏改革公文文风。该疏文的主要内容是：
　　制命之词，贵在简严庄重，乃为得体。查得成化、弘治年间诰敕，叙本身履历功绩，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至于庆典覃恩，则其词尤简。盖以恩例概及，比之考绩不同，故以贲被为荣，不必详其阅历，此制体也。近年以来，俗尚干求，词多浮靡。撰述官沿袭宿弊，往往不候进呈，先将文稿传示于人。其中词语又过为夸侈，多至数百千言。或本无实行，虚为颂美；或事涉幽隐，极力宣扬。臣等方欲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轴矣。夫诰敕者，朝廷所以告谕臣下者也。臣谀其君，犹谓之佞；况以上谀下，是何理乎?
　　张居正在这段疏文中提到：臣工为了讨好同僚，借起草诰敕的机会，不惜浓墨重彩夸誉同僚。事实上，此种风气早在嘉靖前期就出现了。嘉靖七年(1529)八月，大學士张璁上疏：“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者无费词，受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制体，宜加厘正。”嘉靖十二年(1533)，张孚敬再次向嘉靖皇帝上奏此事，御批：“卿等所言，足见敬慎至意。近年以来，委的诰词之文，浮泛夸誉，至于数百，甚非制体，甚非王言。今后都著删去浮词，以存实体。钦此。”在当时，大理寺评事岳梁拟撰南京兵部尚书陶琰赠官诰文，因浮词夸诞，惹得嘉靖皇帝非常恼火，敕谕：“岳梁骋卖浮词，蔑视制辞，不遵前旨，著法司提了问!”
　　张居正认为，此种以上誉下的文风，不仅破坏了立朝以来的礼制，败坏了社会风气，还有损国体，必须加以改革：“礼贵从先，辞尚体要。况命令之辞，乃一代典制，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所关非小。此系臣等职掌，不容不为厘正。”具体到改革的措施，张居正向万历皇帝建议：“敕下臣等，戒谕各撰述官，自今以后，凡为诰制，必须复古崇实，毋得徇情饰辞，以坏制体；及文字 未经进呈，亦毋得预行传示以市私交。”万历皇帝御批：“卿等说的是，今后诰敕文字都着删去浮词，务崇本实，各官撰完送阁，卿等还要仔细看详改定，乃可进览，如有仍前徇情饰辞及不候进呈，预行传示的，照例参来处治。”
　　张居正对行政公文的改革，不仅体现为维护礼制法度，还体现为提倡明白简直的规范。万历四年(1576)十月，他乞敕下礼部申明体式：“凡章奏俱要恪遵旧式，明白简直，如草率违式及故为深文隐语，欺上不知，部科指实参处。”在万历初的十年，张居正独操权柄，一切政务均在他督管之下，加上他雷雷风行的施政作风，因使嘉靖以来空言废政的文风得到有效遏制。
　　但深文晦涩、繁富冗长的流弊，一时并没有能够完全清除。如万历二年(1574)，王世贞经张居正提拔，抚治郧阳，万历四年(1576)，他离任该职时，上《荐举贤能方面官员疏》：
　　题臣待罪郧镇，垂及二载，其于三方藩臬之长，九道守巡之官，颇以职业粗知梗概。缘圣朝宰极，百度惟贞，自铜墨而上，皆精心奉法，职业多称。……湖广按察司按察使胡邦奇，淬刃新硎，斫轮老手。……湖广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马文炜，以循吏中兴之尤，当江防上游之寄。积隳具举，李临淮之精采改观；卓立不移，朱南阳之强直自遂。
　　这篇疏文全用骈体，辞藻雕琢，有的地方还用典。如李临淮指唐代名将李光弼，谓其善战改变了安史之乱的战局；朱南阳指后汉临淮太守朱晖，谓其刚直决断有惠于民。后两个典故，只是为了说明马文炜有军事才能和刚直不阿。典故虽然有厚重话语含蕴的功能，但也会因此使文义变得隐晦难懂。这在公文写作中尤其不合适。此外，“藩臬”(按：布政使与按察使的并称)、“铜墨”(按：县令)等称谓在当时并不习用，这种滥用生僻称谓的做法也使文义晦涩不明。王世贞这样行文或是为了追求华美，但对于朝政来讲，实有百害而无一益。
　　又如万历五年(1577)九月，方逢时担任宣大总督期间，基于边防状况，上《陈虏情以永大计疏》。方氏这篇疏文长达五千余字，其行文基本上沿用了科试经义文的写作模式。洪武时期，朱元璋设科取士，经义文之体式“略仿宋经义”，虽破题、承题、起讲已经具备，但对八股之式未做要求。明代八股文体式形成于成化年问，是由考官重视经义文章技法促成的。八股文固定体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等六部分构成。破题、承题和起讲皆在解释题意上做文章，不要求作者发挥。入题之后，文章才进入正题，所谓“代圣人立言”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结构由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构成，每个段落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两股文字的关系或反正、或虚实、或浅深对照。方逢时这篇疏文在分股论说部分，虽没有在文辞结构上袭用八股文两股一比的模式，却在理路上化用了这一模式。行政公文是用来处理政务的，讲求的是效率，类似于方氏这篇疏文的作文模式，显然是过于繁复了。不仅文首部分的破题、承题、起讲要删繁就简，且分股对比论说的模式亦不可取，换成直接叙说即可，而无需对比言说。除此之外，疏文中的引经据典犹如附赘悬疣，亦不可取。
　　不过，也要客观地评估，嘉靖以来公文流弊未能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得到根除。其原因当是多方面的，若仅就政权运作的层面来讲，则主要归因于：张居正虽然多次下达改革公文风气的政令，但缺乏对政令推行情况的跟踪监督措施，往往在政令下达之后，对最终的执行情况一概不闻不问，对违反公文书写规范的官员更无严厉的惩治措施。在这一时段，再也看不到类似于茹太素因疏文写得繁复而遭皇帝杖责的案例了。
　　二　科举文风整肃
　　朱元璋虽文化程度不高，却非常重视文治，时常与近臣刘基、宋濂等论道经邦，倡言礼乐之治。在身边文臣的辅佐下，他开国伊始便全面推行儒學，以加强对士人思想的控制。朱明王朝对儒學的利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修正过程：开国之初，朱元璋把先秦、两汉儒學作为思想的统治基础，到了洪武中期之后，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之风严重，他开始转向程朱理學，试图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来约束士人，并不断加强这一學说的思想统治地位；到了永乐时期，朱棣进一步强化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他的御临之下，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诏颁天下，希图在思想上“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也正是在永乐年间，程朱理學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得以正式确立。随着程朱理學独尊地位的确立，科试经义文的标准也发生了新变，尽弃古注疏不用而专主程朱理學。
　　然而在天顺三年(1459)前后，科试经义文开始偏离朱元璋父子设定的规范。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考官出题破坏经义，影响人才的选拔。当时，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教谕雍懋上疏已指出：“朝廷每三年开科取士，考官出题多摘裂牵缀，举人作文亦少纯实典雅。比者，浙江乡试《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太多。”第二，受文坛复古风气影响，士子作文险怪艰涩，有碍考官批阅选择。为此，弘治七年(1494)，孝宗朱祐樘下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涩之辞。”第三，士子作文倡用异说，削弱了程朱理學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嘉靖十七年(1538)，世宗朱厚熄下诏：“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诚有见也。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说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學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學官及各學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第四，文章冗长，破坏旧制。隆庆元年(1567)三月，直隶提學御史耿定向上疏陈述此状：“近来经书时义体制大坏，有浮蔓至千余字者，宜严立程式，一篇止许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违式者不与腊录。”
　　至隆庆、万历年间，科举经义文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一)考试官出题割裂经旨，破坏了儒家经典义理的完整性、权威性，降低了对世人的教化功能。(二)士人作文掺用程朱之外的學说，不仅降低了士子对程朱理學的接受认同、削弱了程朱理學对世人行为的规范，而且还在发挥着宣扬、传播其他學说的作用，进一步弱化了程朱理學的官方意识形态功能。(三)文章枝蔓，不仅破坏了既定的作文程式，还降低了处理政务的效率，破坏了对人才的有效选拔。针对这种科举经义文风弊端，张居正在作于隆庆五年(1571)的《辛未会试录序》中，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试题必明白正大，无或离析章句，以为奇异，无或避忌趋好，以长谀佞；”第二，“抡文必崇尚雅正，无或眩华遗实，以滋浮靡；”第三，“一切务剽剥枝曼，以崇本质”。
　　延至万历三年(1575)五月，张居正已独揽大政，乃上《请申旧章饬學政以振兴人才疏》，正式着手整肃科举文风：
　　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 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學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所出试题，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义，以伤雅道。从字面上理解，张居正仍明确主张维护程朱理學在经义文中的独尊地位。对于办事不力，不悉心执行命令，不严格规范文风的官员，张居正表示要严惩不贷。故于万历四年(1576)十月，在两京和各省刊刻的试录文中，因抬头字样出现了差错，张居正即以考官“忽略不敬”为由，“罚试官戴洵、程嗣功等俸二月”，并要求礼部申明体式，“使知所遵守，其中差错太多，或文理纰缪不堪式者，量行参究”。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了，万历新政也因此宣告结束。事实上，在这十年的努力当中，张居正整肃科举文风的效果并不理想。如万历四年(1576)丙子科江西乡试文题“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谓之仁”，即为截搭题。万历七年(1579)乙卯科应天乡试，文题“舜亦以命禹”，属于截上下题。同年五月，礼科都给事中林景阳上疏，请求正文体，核实學。这说明科举经义文的弊病仍在蔓延。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天顺朝以来经义文风产生的种种流弊，就像魔咒一样牢牢困扰着晚明政治，且没有因张居正的强力整肃而得到有效遏制。
　　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究其失败的原因，大略有如下几方面：首先，晚明时期，多元思想出现高度融合，士人思想已非专主程朱理學。就拿王锡爵这个人来说。万历元年(1573)八月，张居正让他主持顺天府乡试。而王锡爵实非纯粹的程朱理學信奉者。他嘉靖三十七年(1558)应天乡试答卷，就有明显的老庄道家思想倾向，其文曰：
　　发圣人之蕴者，惟要其极于天也。甚矣!至德之不可以易言也。语不显之德者，惟取象于天道而后为至焉，则圣人之蕴亦精矣哉。……盖自气机有寂感而声生焉，是声也，摩荡于冲漠之中，而杳乎莫得其形者也。语道而至于无形，则亦微矣，况于并其声而无之者乎?自气机有聚散而臭生焉，是臭也，絪緼于太虚之表，，而茫乎不见其迹者也。语道而至于无迹，则亦精矣，况于并其臭而无之者乎?谓之日无声无臭，则是玄化蕴于几微而意象俱泯。初无朕兆之可窥，机缄藏于渊默而名言两忘。
　　儒家与道家都称得道者为“至德”之人，即所谓的圣人。在这篇经义文中，“至德”无形无迹、广大精微的神秘特征，显然是来自道家思想。“气机”、“冲漠”等概念，均来自《庄子》。从这一点来看，此文掺用道家思想不容置疑。由此推想，王锡爵自身都无法做到一宗程朱，而要让他来选取一宗程朱的经义文，显然是很困难的。而带反讽意味的是，在万历初的十年当中，张居正起用了很多王锡爵式的主考官，让他们的多元思想浸淫科举经义文。如万历五年(1577)、八年(1580)两科会试主考申时行，万历八年(1580)会试主考余有丁，皆是如此。张居正依靠这些思想不甚纯正的官员来淘选士子，以扭转文风，只会事与愿违。
　　其次，张居正整肃科举文风的手段有缺陷。他只注重频繁颁布政令，并对办事不力的官员打击，而忽视了对世人意识形态的塑造。这一点，可以从他写给小儿子张懋修的信得到证实。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懋修未能中举，因而自暴自弃。张居正写信训示儿子：
　　汝幼而颖异，初學作文，便知门路，……乃自癸酉科举之后，忽染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顿失邯郸之步，遂至匍匐而归。……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已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院也。今汝之才，未能胜余，乃不俯寻吾之所得，而复蹈吾之所失，岂不谬哉!
　　从这段文字来看，张居正只把科举经义文视为一种技艺，将儿子落选的原因归诸技艺不专精，而忽视儿子的思想不纯任程朱理學。文學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好的文章是作者思想和性情的自然外发，不注重思想塑造与性情培养，一再强调作文技巧，以求扭转文风，显然是难有成效的。而当时实情是，晚明士子即使不崇信程朱理學，只要掌握了作文技巧，就能应试及第。这在当时，已是常态。此一事实表明，晚明朝廷借助科举文推行意识形态，其效果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由此似乎可以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作为一代首辅，作为万历初期政权运作的总导演，在推行意识形态这一点上，他是严重失职的!
　　再次，文风的流行往往具有延续性，即使措施得力到位，要破除原有坏文风，建立新的文风，也需要持续很长时间。而张居正秉政只有十年，这个时间长度，对于一场政务改革来说不算短，但要扭转一种文學风尚，则似乎又显得太短了。
　　三　诗文创作畸变
　　在朝廷权力结构中，丞相统领百官，对政务具有专决权。但这很容易造成君权旁落，直接威胁皇权安全。元明鼎革，从胡惟庸升任第三任中书省丞相始，这种苗头便出现了，并不断趋于激化。这对于朱元璋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他假以阴谋叛乱之罪名，对胡惟庸抄家灭族，并下令废除中书省，从此不再设丞相之职。在这起事件当中，胡惟庸阴谋叛乱是假，朱元璋罢黜相权是真。但随之出现了新的问题，即皇帝因兼行丞相职权，政务变得空前繁忙。如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的时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400余件事情。为了减轻皇帝这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靖难之变”后，朱棣起用了一批文臣入值文渊阁。他规定这些入阁的文臣只备顾问，不具有决断政务的权力，品秩远在六部尚书之下，且不设官属，不辖诸司事务。明代内阁制度便由此形成。
　　延至隆庆六年(1572)，穆宗皇帝驾崩，神宗十岁登极，张居正与内监冯保暗箱操作，驱逐了高拱，取而代之，以顾命大臣的身份成为新一任首辅。他“偃然以相自处”，一改前此阁臣只备顾问的作风，朝廷官员之去留升降，全凭张居正一人专决。如按照祖制规定，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而张四维、张瀚入阁，俱为张居正一人私荐。事实上，此二人在当时的名声并不好：“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秽狼籍。”有些时候，张居正为了照顾私人关系，手中权力的运用失去了约束：“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四张居正专决起用官员的行为，在万士和给他的信中有印证：“伏惟门下之于某也，忘其樗散之才而跻之于清要之地，排众应得者之望而重升之以格外之官，宰相用人宜如是矣，惜某之非其人也。”信中所指事由，盖为万历元年(1573)， 礼部尚书陆树声去位，张居正召万士和代之。
　　事实上，在万历初的这十年当中，真正行使皇权的是张居正，而非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仅仅是傀儡而已，圣旨、圣谕基本上出于张居正个人意愿。此正如御史刘台所言：“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此种臣掌君权的局面，当缘于神宗对张居正的信任和依赖。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五日，张居正回江陵葬父，神宗下手谕给内阁辅臣吕调阳等：“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置。大事还待元辅来行。”张居正也由此而显得有些张狂，他俨然把这个天下当成是姓“张”的，忘记了它原本姓“朱”。
　　上述君臣名实错位的现状，对当时诗文创作产生显著的影响，主要变现为两个方面的畸变：
　　第一，诗文内容对张居正的褒扬超越了君臣规制。如张居正在江陵老家建宅邸，万历皇帝钦赐堂对：
　　志秉纯忠，正气垂之万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百年。
　　在中国古代的君权社会，万世功业、与日同辉等言辞，向来是用于赞颂帝王的；而神宗皇帝援以褒扬张居正，显然超出了君臣之义。皇帝尚且如此，则那些或希冀飞黄腾达、或为了躲避灾祸的官员，更是对张居正极意卑谄。如丘岳尝以黄金制对联馈张居正云：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丘岳把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放在一起颂扬，显然淡忽了君上臣下之间的等级关系。在张居正五十岁生日时，宋仪望作《贺元辅江陵张公五十序》：
　　方今朝廷清明，百揆时序。民安其业，士程其學。重译称臣，蛮凶授首。自内及外，文武大臣，庶司百执事，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
　　万历皇帝才是一国之主，而宋仪望竟把国家的清晏太平完全归功于张居正，真是君臣颠倒!以这种称颂帝王口气来颂扬张居正的，还有刘尧诲《贺张太岳》：
　　恭惟阁下斡旋元化，翊赞洪猷。神奇夙著于南荆，声华遄敷于北阙。……国有元臣，永固万年之祚。
　　而由张居正私荐入阁的张四维，更是极尽阿谀拍马之能事，其(《寄张相公及请启》(之一)云：
　　伏惟首夏清和，盛德在火。宗周昌炽，高岳生申。天惟纯佑于国家，公则兼降。夫名寿祥开，岩石喜动。播绅恭惟相公应名世期，为生民表，弼亮三世，燮理万机，运帷幄之筹。玩虏于股掌，正庙廊之笏，措世于盘盂。主正少而国不疑，功则多而心不有。黄扉休暇，士罔睹其所为；赤宇清宁，民相忘于德化。
　　此种措辞，一向是用来歌颂帝王功德的，在一个君臣等级森严的皇朝，以如此方式赞颂张居正，着实难脱僭妄之嫌疑。
　　如上所述，小皇帝与朝廷官员以歌颂帝王功德的措辞赞颂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感到格外惬意。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在向恩师徐阶汇报改革成就时，也是用这种方式给自己表功的：“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庾，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汉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冶。人成谓居正能。”我们从中不难觉察张居正的骄矜之气，而在字里行间，神宗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国家的大好形势与神宗毫无关系，所有的功劳都是他张居正一个人的。此时的张居正已然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个年幼的皇帝虽暂时无力决断政务，但幼主的存在是万万不可忽视的。遭遇臣子忽视，失去一国之君应有的威严，即使再昏庸的皇帝也是无法容忍的；况且眼前这个年幼的皇帝并不昏庸。张居正的所作所为，难免在这个小皇帝的内心日渐留下不好的印象；而万历十二年(1584)张居正被籍没抄家，应与他生前功高震主的行事方式直接有关。
　　第二，诗文刻意讥讽张居正窃取权柄。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利用手中威权做了两件事，一是“私其子鼎甲”，二是“不奔父丧”，这令同僚王弘诲甚为不满，于是作《春雪歌》、《火树篇》以讽之：
　　苍灵敛手让玄冥，蛰龙始奋玉龙争。技穷节衍吹燕律，气骄滕六纷纵横。四野同云天一色，曦轮晻霭春无力。瑟瑟初看霰集唏，霏霏旋觉寒威逼。漫天灿烂屑琼瑰，筛地轻盈糅粉灰。平铺瓦陇后居上，巧入簾栊去复廻。咿喔误鸡传唱早，仓皇吠犬越山道。杨花飘泊搅闲愁，流苏零落惊春老。春老仙人姑射来，细枯六出斗阳开。净土累将增岳卖，和羹糁就拟监梅。鸳鹜暗消木溜仄，翠楼湿透鲛绡(篒虫)。冷蕊休劳蜂蝶猜，幻葩终避芳菲匿。不堪心赏滞繁华，肠断莺声殿暮鸦。何处银杯贪逐马，何人缟带浪随车。九衢车马矜劝悦，紫貂坐拥金罍热。祗羡风前雪作花，宁嗟日后花如雪。雪花花雪自年年，春来春去漾流泉。君不见天边日出簷边雨，变幻水山自古怜。
　　该诗以雪光、雪花营造的幻象对晨鸡、蜂蝶之误导，来暗讽张居正窃取皇权制造的政治乱象。
　　玉树银花傍晚妍，春光谁假祝融边。燎原欲种应无地，幻质能开别有天。红學石榴全带焰，绿偷杨柳半浮烟。灿煌焟影金莲混，熠耀萤光翠条翩。遂有鱼珠承月吐，真看蟒灼乱奎躔。影侵上苑灯花畔，声闹昭阳羯鼓前。千种鳌山增气色，一林炎井似熬煎。丹书宛转拟口雀，振木分明似耀蝉。落英点水俱销铄，钻燧微茫递化迁。公子流丸非挟弹，佳人拾翠不成钿。繁华炙手虽可热，零落灰心岂再燃。不分荣枯随把握，生憎炎冷窃机权。可怜佳夕当三五，浪费游人几百年。总为洛阳春有价，花开花谢自年年。
　　繁花美景本该出现在春天，而人用智谋燃放的烟花胜火改变了此一自然规律，以制造的幻景欺骗了游人的眼睛数百年。作者借用此一现象喻指张居正以权谋窃取君威来欺骗世人的事实。王弘诲是个曾经受过张居正提携的官员，但又是一个性格耿直，对私人感情与国家道德分得很清的官员，面对恩人越礼犯制的行为，他用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其他臣属也写过此类作品，如王衡《归去来辞》等，大抵都比较含蓄隐晦。而相比之下，叶春及讥讽张居正，却一点都不事含蓄，如《鹑野马公二守巩昌序》：
　　挟震主之威奔走天下。死生在于呼吸；贵贱由乎意指。悦则季氏贤于周公；不悦则曾史化为盗跖。
　　面对这样的嘲讽，张居正毫不在意，不思检点，甚至表现得义无反顾；甚至给应天巡抚宋仪望写信说：“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
　　如上所列的这些讽谕诗文，不论含蓄还是直白，都表征了当时文學的畸变情态。这是文學对现实政治的干预，提升了文學的写实性和功利性。
　　张居正秉政的十年间，由于政权运作的强力推动，行政公文改革与科举文风整肃取得初步成效，但并不持久深入。随着张居正死殁及政治清算，这种短效的文风建设成果化为乌有，行政公文和科举文风重又弊状丛生，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说明，文风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它需要行政权力的推动，但又非政权运作所能包办代替，文學自身的定势与惰性往往更顽强。相对于行政公文与科举经义文，文人的诗文创作则有所畸变，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作为对张居正专决朝政导致君臣错位的文學表象，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丰功伟绩的褒扬，实为嘉靖以来空言废政之谬种流传，也是对张居正行政公文改革的反讽；另一方面，诗文对张居正窃取君权的讥讽，是为儒家诗教讽谕精神的潜移默化，反而加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之毁灭。而万历新政之毁灭，更使张居正推行的行政公文改革与科举文风整肃成果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