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是旅美作家严歌苓继写过军旅小说、知青小说和移民小说之后，将笔触转向乡土中国民间大地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民间”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本文所用的“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 
　　一、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母性”叙事 
　　《第九个寡妇》没有采用一般的历史小说惯用的宏大历史叙事，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人，着重开掘人的主体性格、命运和精神，在人对历史的搏斗中来理解文学。 
　　小说对那个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或评论采用了一种母性视角，且往往是以主人公王葡萄的视角来“以小见大”。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主人公的眼中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并缩变为微观的生活事件。几十万国军被鬼子打光了，葡萄听了之后，没有任何惧怕，只是“哦”了一声。“对于葡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外界怎么变化，在葡萄的眼睛里都会变得简单而纯粹。当拥挤着的腿们、脚们、胳膊们、拳头们、人头们，纷至沓来在史屯上演，葡萄只一句“看不出啥不同来”就全明了了。在这里历史叙事被葡萄的视线替换，葡萄看到的都只是各个身体的部分，而历史赋予个体身上的意识形态属性被剥落，生命被纯粹化，还原到生命的原初自身。“什么人什么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过，这么多年，谁在史屯留下了？过去了，史屯就还是一样活人过日子。”无论何种历史事件，在葡萄的这种天真、质朴的母性视角里，不过是浮动的表象，过眼云烟，不值得大惊小怪。 
　　王葡萄是行走在历史之外的个体，她的活法不关乎时代意识形态，政治风云的变换不构成她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母性叙事中，革命和历史显出了荒诞的一面。由此，在天真、质朴的母性叙事与宏大的革命叙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讽，母性叙事起到了颠覆宏大叙事、消解意识形态的作用。 
　　二、“一女多男”的民间隐形结构 
　　陈思和教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了“民间隐形结构”这一概念，它是指当代文学（主要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与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时代共鸣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采用了以王葡萄为主的“一女多男”的传统角色模式来表现这种民间隐形结构。小说中王葡萄与六个不同的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丈夫铁脑死后，她爱上了琴师朱梅，“自己是个守寡女人，穿这么娇艳是要作怪去了。但葡萄怕谁呢？她胸一挺，下巴一抬，我葡萄是风流寡妇又怎样？”她爱二哥少勇，超脱了所谓的伦理道德束缚，爱的我行我素，并和他有了一个孩子。她和冬喜好，在葡萄看来，尽管冬喜长得丑，可是心眼好，“她和值得她好的男人享受生命原始的快活。”。她和冬喜的弟弟春喜好，她不喜欢春喜，可是依然享受春喜带给她的生命原初的快感，在她的世界里，身体和思想是分开的。她还和被打倒后到他们村里受苦的朴作家好。“贞洁”概念如同“阶级”、“地主恶霸”一样，根本没有被王葡萄认同，她在乎的只是内心最本真的想法和最真实的欲望，她想爱就爱，外界的任何变化都阻挠不了她内心本能的原始的激情。 
　　王葡萄始终以一个七岁孩子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这种孩子似的混沌和超脱，使她超越了主流意识话语和历史伦理范畴的束缚，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真实的爱恋和本能的需求。于是“别人的日子，都枯萎了，王葡萄的日子，终老也是有色彩的滋润的”。 
　　三、王葡萄——民间“地母”的象征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地母之神的传说。传说中，地母不仅是生殖力的象征，也是生命顽强和神圣的象征。她可以吸纳污浊，消解罪恶，雌性柔弱骨子里天然的保有一股佛性，既疗救自己，也照耀别人，因此有了比男性更彻底的人性关照和更坚韧的生命质地。 
　　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是未经点染的、处于原初状态的女性，她心里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是极其简单、原生态的。她摒弃了所谓评判是非的普遍依据，只是遵从自己内心对好与坏的本能判断：她觉得是对的就去做，别人拦也拦不住；她觉得是错的决不去做，别人拉也拉不动。所以，当二大孙怀清被划为“恶霸地主”时，不管女队长怎样说孙怀清是“仇人”、“反动派”，王葡萄偏要去看望她的“恶霸地主”爹，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爹是好是赖，那爹就是爹。没这个爹，我啥也没了。”不是伦理道德告诉她要保护爹，而是二大的疼爱信任及本事智慧告诉她，二大是个好人，因此她要把二大救回家。正是王葡萄的这种生命本原价值观念下的是非哲学才使二大孙怀清躲过了死亡的劫数。在与二哥少勇的关系上，葡萄也成为“地母”的象征，以她博大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母性，使少勇向美好的人性回归。 
　　被视为“愚昧”、需要被启蒙的王葡萄，却成为了世界的“救赎者”、“启蒙者”，成为“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的民间女神。由此，王葡萄成为精神和灵魂层面上富有能量的强者，承载包容了一切的不幸。 
　　《第九个寡妇》取材于民间故事，表现历史中的个体，立足民间的审美取向，塑造民间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亲近民间的创作立场，也显示了作者在民间大地上寄托的人性理想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