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27岁的哈姆林·加兰回到了家乡——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小镇，写出了美国中部边地真实的生活，他在《中部边地农家子》里这样写道：“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缺少色彩，缺少欢乐，这使我感到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从来没有发现农村妇女的生活是多么没有价值”。那混合着疲惫、麻木的动物般的生活仿佛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加兰不惮于描写这黑暗，在此同时，他也撕开了黑暗的一个口子，那就是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尤其是女性主人公们对休闲的向往和实践。 
　　一、休闲：寻找积极的自由 
　　时间是休闲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加兰的短篇小说中，时间是作为生命体验的概念存在的。几乎每一个短篇小说中，都能看出加兰对时间的沉醉。《在山沟里》，时间似乎停滞了，离家十几年的霍华德再次回乡，家乡依然没有变化。霍华德的弟媳劳拉抱怨生活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打苍蝇、洗碟子和炼奶油上。时间在她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意义，因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样子，时间的流逝没有带来生活的变化，反而，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在《路克莉西亚·彭斯》、《李伯利太太回娘家》等短篇小说中，女性的生活都被这没有意义的时间占据，用李伯利太太的话说，时间没有一天是她自己的，“难得出来串串门或者是打个野餐，也要赶回来挤牛奶，还要给你们爷们做饭，我在这所屋子里住了十三年，一次也没又在外面过夜……整整十三年，我就守着锅台，炼奶油，连一天甚至一丝的假期也没有。”对时间的反思构成了加兰小说中女性的思考方式，如果时间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么与时间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丧失了意义，没有意义的生活只是麻木地活着。这些女性们不想就此麻木下去，她们要属于自己的时间。因此，劳拉想出去干活，李伯利太太要回娘家，路克莉西亚厌倦了和丈夫麻木的生活，自己躲起来……这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对这些女性来说弥足珍贵。 
　　然而，有了自己的时间就意味着她们已经有了休闲了吗？对于女性所要求的休闲来说，休闲不能限于时间的考量，“休闲的质量和与休闲相联系的自由也都非常重要”。这些女性之所以要打破现存的生存秩序，是因为现存的秩序已经剥夺了她们作为人的可怜的自由。首先，她们没有行事的自由，这些农村女性没有经济基础，没钱，做家务对她们来说是完全的奉献，不会产生经济价值，路克莉西亚说：“我在这里一天接一天地当了十二年的奴隶，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就连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听到。”其次，她们能没有实践的自由，这和她们的知识、技能有关，对于这些被束缚在家务活中的女性来说，她们最好的技能就是挤牛奶、炼奶油，外面的世界尽管精彩，精彩在她们眼里只是无奈。这些女性寻找的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她们能够自我选择的，并且能在这种自我选择之中找寻真正的自我。 
　　李伯利太太、路克莉西亚、劳拉等对休闲的渴望在于她们要找回已经异化了的自我。对生活极度失望的路克莉西亚曾经也是一个“洋溢着健康与希望因而很迷人的少女”。而60岁的李伯利太太，小的时候也在家乡的山上玩过，在井边的老树下吃过苹果……在那个时空里，她们还是自己，是真正的自我。现在，她们只是一个机器，每天干着单调重复的工作，劳动已经不是满足她们自我的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那些需要的手段，劳动外在于她们，“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终日沉浸在各种劳动中的女性们越来越和自己相脱离，她们越是劳动，越是丧失了自身。她们提出的休闲的要求，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异化劳动的反抗。“休闲提供的不是一条愤世嫉俗的现代意义上的逃避之路，而是一条回归之路，即返回到健康、平衡的天性上来，返回到一种崇高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并因此变得更好和幸福”。 
　　二、休闲的两难 
　　在一个以男性价值观念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当中，女性是通过进行与再生产和照看相关的任务而确立身份的认同。社会造成的这道封闭的墙，让女性的休闲带上了离经叛道的意味。 
　　在加兰的短篇小说中，女性为了寻找自我而休闲，但是她们的这种反抗性的行为通常是有限的，个体在强大的意识体系面前的无力让休闲成为了两难。在加兰的短篇小说中，真正走出去的人是李伯利太太，抛开结果，李伯利太太的假期的获得并没有让李伯利太太一直理直气壮。当李伯利太太抱怨自己干了一辈子活，都不能回趟娘家的时候，李伯利说，自己也是在风里来雨里去的干活，一时也没有空闲，言外之意是两个人受一样的苦，可是李伯利却从来没有提出要回自己家看看的要求，这样一来，李伯利太太回娘家的举动就显得不过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制气。当李伯利表达完自己的辛苦，李伯利太太有点招架不住了，“尽管她手上湿漉漉的都是洗碟子的水，她还是把双手蒙在脸上，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这一次的哭与其说是感动于老伴对自己的支持，不如说是李伯利太太对自己的行为的负疚。 
　　如果说，李伯利太太是因为自己的负疚感让她的休闲变得两难，路克莉西亚的休闲则被贫穷一笔带过。在《路克莉西亚·彭斯》这篇小说中，有这么一个人物——莉莱小姐，她是一名教师，是一个观看者，是文明社会的代表。在她看来，路克莉西亚和丈夫闹别扭完全是因为生活的贫困和艰难，她把人的野蛮、无情、麻木归为沉重的劳动，她让路克莉西亚理解她的丈夫也和她一样忍受着艰苦的劳作，她认为只要路克莉西亚的丈夫和她说一句抱歉，两个人的矛盾就解决了。路克莉西亚对生活的反思，对自我存在的反思，没有进入这个观看者的眼睛，当作为文明社会代表的莉莱对路克莉西亚盲视的时候，路克莉西亚对休闲的渴望又被简化为忍受不了艰苦的妻子的一次使性子。在这个沉重的生活里，路克莉西亚是一个清醒者。而莉莱作为一个知识阶层本应该负起启迪民智的职能，可是她却成为了一个劝降者，她认为如果告知了这些乡亲们生的真相，让他们清醒，他们会感到痛苦，与其痛苦不如浑浑噩噩地活着。知识分子莉莱的失语让路克莉西亚丧失了唯一可能的同盟军。 
　　三、休闲之后 
　　李伯利太太从娘家回来了，她又背起了生活的负担，路克莉西亚也重新回到了家庭生活中，她拿起了水壶，开始给孩子们添水，水壶是她的工具，也是她工具化的存在。这次寻求休闲的行动到底在她心里产生了什么影响就没有人知道了，也可以说，没有人想知道，唯一能推断出来的是，路克莉西亚的回归，与其说是丈夫彭斯的道歉，不如说是莉莱告诉她为了孩子也要忍受下去。女性的社会角色，让她们把亲人的要求都置于自己的需求之上，在这种伦理关怀之下，女性的休闲由应然变成离经叛道，轰轰烈烈的休闲宣言最终在风中飘零，但是，作为宣言存在的休闲意识不可能在这些女性的家庭中消失，这种休闲意识也会在她们的丈夫心中刻下痕迹，或者我们能乐观地想象，这些为了孩子而辛苦忍受的女性们会把这埋在心底的宣言变成孩子们未来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