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奔情节是19世纪以来俄国作品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冬妮娅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俄国作品中非常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曾经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一切阻力选择了私奔。冬妮娅这一形象出自普希金19世纪30年代的作品《驿站长》，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出自1877年问世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同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冬妮娅是俄国19世纪初期驿站长的独生女儿，虽然她的父亲只是饱受欺凌的底层官员，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是他的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十分关爱。有一次贵族官员明斯基来到驿站，走时带走了冬妮娅，从此冬妮娅开始了和这位官员的私奔生涯；安娜·卡列尼娜出生在贵族家庭，在自己姑妈的安排下，嫁给了比自己大很多的高官卡列宁，成为了一位贵妇人。后来在莫斯科邂逅了青年武官沃伦斯基，两人相爱并私奔。 
　　冬妮娅和安娜·卡列尼娜不仅都是出自私奔主题的文学作品，而且二者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个女性形象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一、两者的描写视角不同。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不仅以安娜的名字命名，整个小说的情节都是以安娜的私奔事件为主线，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通过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状态等种种描写，将安娜这一角色塑造地非常饱满。安娜的私奔事件发读者对女性命运、女性独立解放意识的思考，是一部典型的以女性为主题的小说。而《驿站长》这部小说，以冬妮娅的父亲命名。对冬妮娅的描写占得篇幅非常少，且多为侧面描写。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小说的结尾写道冬妮娅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失声痛哭，作者几乎没有描写过她的内心世界，我们无法得知在整个私奔事件中，冬妮娅的心路历程。《驿站长》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女性主题的小说，作者描写冬妮娅的私奔事件，只是为了给驿站长寻找女儿的主线作一铺垫，小说中完全没有对女性独立意识和女性解放的探究。冬妮娅的形象只是为了推动情节的合理发展。总而言之，安娜这一形象是从女性视角塑造的，冬妮娅的形象是从男性视角塑造的。 
　　二、两个女性形象的女权意识不同。 
　　谈到女性的私奔，我们总会谈到她们的女权意识。安娜和冬妮娅虽然都有在当时社会看来非常反叛的私奔经历，但是二者对于私奔的理解却不相同。冬妮娅和明斯基私奔后，无论物质状况还是感情状况都还不错。但是冬妮娅遇见明斯基的时候，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年龄还非常小，还没有到形成健全的理智和价值观的年龄。她的私奔行为，一开始也倾向于被动，她是在送别明斯基的时候，被明斯基诱骗走的。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遇见沃伦斯基的时候，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多年，在处理各种事情时都能体现出她的聪明睿智。她和沃伦斯基的私奔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她自己很清楚自己将会为私奔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权衡了各方面的利弊后，她勇敢地选择了爱情，选择走出自己原本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在读小说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安娜和沃伦斯基陷入爱河的甜蜜和喜悦，看到她和孩子骨肉分离时的痛苦，看到她为了自己的幸福作出的各种抗争。她的私奔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她是摆脱束缚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典型例子。所以说，较之冬妮娅，安娜的私奔行为具有更强的女性独立意识。 
　　三、作者对私奔事件的态度不同。 
　　在文学作品中，私奔多指女性冲破各种阻力和所爱的人一起逃跑，或是说未经婚嫁去投奔自己所爱的人。而在《驿站长》中，普希金并没有描述冬妮娅和明斯基的爱情，而是通过驿站长的话，将此次私奔理解为是明斯基对冬妮娅的诱拐。普希金并没有从女性获得自身幸福的角度来描写这个私奔事件，而是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冬妮娅的私奔带给她父亲的无尽痛苦以及他父亲寻找她的辛酸无奈。由此可见，作者普希金在塑造冬妮娅这一角色时，并不支持她的私奔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给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列夫·托尔斯泰对安娜·卡列尼娜这一角色的态度就复杂得多。作者虽然给安娜安排了一个非常凄惨的结局：她经历了爱情崩溃、家庭分裂、各种歧视，最终绝望地结束了生命。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作者对安娜及其私奔持批判态度。作者肯定了安娜，作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夫人身上的一些可贵品质：真挚、坦率、善良、坚强[1]。作者也从正面肯定了安娜和沃伦斯基之间的感情。对于安娜的私奔，作者一方面赞成她的独立勇敢坚强，另一方面也谴责她对于家庭的漠视。总的来说，普希金在塑造冬妮娅时，对她的私奔行为持否定态度，而托尔斯泰在塑造安娜的角色时，对其私奔行为的态度却非常复杂，既站在女性视角赞赏她的勇敢坚强，又站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价值观，批判她的不负责任。 
　　普希金的《驿站长》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从《驿站长》到《安娜·卡列尼娜》，我们可以管窥俄国社会中的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小说的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短短的40年间俄国社会都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地位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呢？1861年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整个社会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的女权运动也是从1861年才开始兴起的，当时出现了一些贵族女性，她们不仅追求自身的教育权利、恋爱婚姻的自由，还积极投入革命，参加社会政治运动。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使得知识女性离开教室，来到乡村[2]。虽然当时参加女权运动只是一部分女性，但是这批女性的出现，使女性解放成为了一个被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该话题也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在文学作品中被探讨。不仅有女性开始从事写作，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还有许多男性作家也开始从女性的视角去理解女性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子。而在普希金创作《驿站长》的30年代，俄国的女权运动还没有兴起，父权和夫权依然没有被动摇，作者很难突破时代局限去关注女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