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至今依然极为丰富，但传播与习得的途径却具有了一系列新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家庭生活、社区交流、宗教祭祀和年节庆典等传播途径翻新外，还新起有组织地培训活动、民族传习馆、网络交流、广场文娱活动和电视传媒等等新内容。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对自身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为传承、保护、整理和利用的研究工作做好铺垫，并为相关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法规和变通条例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传播与习得途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14-06
　　一、绪论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与普适性知识相对应的一个学术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情境（如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等）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相关人群确认、接纳和推广应用的知识体系。截止2012年5月，若向EBCOhost系统输入“local knowledge”这一术语，搜索的结果共计显示3651条在案存录；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地方性知识”术语后，获得的搜索结果为160条在案存录，足证这一术语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和接纳。此外在“百度”“京东商城”“卓越网上书城”“淘宝网”“孔夫子旧书店”“阿里巴巴”等各大网络售书网站搜索以“地方性知识”为题的著作，发现只有2本。这说明，该术语在国外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纳，但在国内却处于初步接收阶段。
　　当代少数民族依然拥有极为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在现代化的今天仍然不失其珍贵价值，是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各民族地方性知识正在遭逢一场空前的外来文化冲击。民族文化的传承连同地方性知识的延续逐步陷入困境，地方性知识的延续和创新严重受阻，后继乏人。特别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其地方性知识的延续受到的冲击更大，传承更艰难，有的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据某些人类学家估计，如果不再加以特别的重视、保护、发掘和利用，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就有可能在1020年间消亡，鉴于地方性知识的载体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必然具有个性化这一特质。地方性知识中的各项技术技能、知识点都保存在个人的头脑中，致使传承绝技的行家，如果在一代人当中没有实现可靠的传承，那么相关的绝技就会从人类的知识宝库中消失，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也会因此而蒙受损失。正因为如此，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传承加以格外关爱尤其显得至关重要。
　　本文拟以当代云南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和习得途径为例展开探讨，意在揭示传承习得途径的一系列新变化，评估各种途径的利弊得失和创新利用的可能，以便为当代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发掘、整理、创新和利用等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前期铺垫。
　　二、当代各民族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新变化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并辅以实地调查，从中发现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当下传播和习得的途径大致可以粗分两大类，其一是传统的传播和习得途径；其二是现代社会新涌现的传播和习得途径。前者包括主要包括传统的家庭生活、村社的日常生活、宗教祭祀、年节庆典，后者包括有组织地培训活动、民族传习馆、网络交流、广场文娱活动、电视传媒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传统的途径还是新起的途径，他们都互有优劣，使用的对象和场域又互有区别，但只要利用得法，真正做到扬长避短，他们都可以为当代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习得做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的抢救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们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文化多元格局可资利用的手段。
　　（一）传统途径的翻新
　　家庭生活、社区交流、宗教祭祀、年节庆典等传统的知识技术技能习得途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对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传统的途径虽然受到各式各样的冲击，但他们对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功能依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发挥传播功能的手段、方法、工具也获得了一系列新的内容，不仅可以强化其功能的发挥，而且还能顺应时代的需要，对地方性知识的创新起到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以下仅就某些典型的传统途径的翻新做例举式的探讨。
　　1.通过家庭生活传播和习得途径的翻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被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生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不仅是地方性知识传播的最初方式，也是地方性知识习得的重要渠道。由于文化传统所使然，不少民族的家庭生活往往围绕火塘而展开，各家庭的火塘很自然的地就充当了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场所。
　　这里仅以哈尼族为例，在哈尼族的火塘边，家庭成员传播和习得地方性知识是以“哈巴”的方式进行。“哈巴”是该民族一种说唱艺术形式，也是哈尼人的一种生存、生活、发展的工具，用以解释宇宙、向神明祈祷，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传播生产生活知识，团结和鼓励哈尼社会成员同自然、社会斗争，以获得最佳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1]。哈尼人认为，火塘中的火是智慧之灵魂，这灵魂无不附于火塘边每个人的身上。主持“哈巴”说唱的人必须是那些上了年纪、阅历丰富、智慧超群、品行受到尊敬的人。每逢夜幕降临或农闲时间，哈尼族成员往往以“家户”为单位围坐在火塘边，由历经坎坷饱经沧桑的老人以“哈巴”的形式说唱本民族历史、家族兴衰、伦理道德、生活习俗，乃至农业生产等各方面的知识。由于这些知识都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借助于火塘与哈巴所营造的温馨的家庭氛围，从而使得传承与习得过程成为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然接受过程，在场的每一位成员在耳濡目染中陶冶了性情，接受各式各样的知识、技术和技能，并在家庭的群体氛围中达成共识，内化个人的本能，既尊敬了人际的团结和谐，又赋予了他们生存与发展的本领。　到了今天，火塘和“哈巴”虽说仍然还是哈尼人一项传播和习得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他们的家庭火塘场景中，所习得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技能却有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新内容，参与的受众也超出了纯家庭成员的范围，地方性知识的辐射面也借助了现代社会的助推而迅速扩大。
　　不少民间的特殊行业，尤其是各种民间艺术、民间工艺和民间医药等地方性知识主要还得靠家庭生活这一传统方式去获得传承和发扬光大。例如，云南省鹤庆县标祥九龙工艺品加工厂的厂长寸发标，其精湛的银器、铜器制作技艺就是通过家庭传承而习得的。他所设计制作的九龙壶、九龙火锅深受国内外客户喜爱，因此曾被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而今，在他的家里地方性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传承依然还沿袭着远古的传统，在家庭生活中代代相传。不过接受相关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人不再是直系的家庭成员，比如他正在指导来自四面八方的20个徒弟，已经成了他们的准家庭成员而获得技艺的传承，同时这些年轻人又从四面八方各自携带着不同知识、技术和技能，在这个扩大化家庭中获得了共享，并推动了传统工艺的创新，还借助他个人所获得的荣誉以及大众传媒的助推，使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获得了现代意义的话语权，从而使得这样的技术和技能的影响范围和共享人群飞速扩大，传统的途径在悄然中坐实了“旧瓶装新酒”。看不到地方性知识传播中的发扬光大，显然不利于此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2.通过社区交流传播和习得途径的翻新。少数民族的社区交流是一项群体性的活动，它必然要受到各民族的生存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以及传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交互影响，它也是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重要途径之一。经由这些社区交流传播和习得的地方性知识，在以往主要包括本民族历史、生产生活经验、宗教信仰、道德规范、价值观等等。但到了今天这种传统的途径虽说表面上仍在延续，但同样发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变化。原因在于这一传统途径具有群体对群体这一鲜明特色，因而参与者的来源和影响面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加上现代社会中人际交流的频繁化，传播习得的内容和受众拓展空间更大。
　　例如，西双版纳傣族的生态观，就是通过被称为“赕佛”的社区交流而获得传播和习得。随着“赕佛”逐步推向旅游经营项目的前台，参与者早就突破了社区固定成员的范围，借助这一形式而获得传播的生态观同样渗入不少全新的内容。傣族传统立足于佛教经文仪式，去阐释人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存的生态观，但助了佛的名义，不仅在村寨民众中获得了传承，而且也感化了为消闲而来的游客，使他们也获得尊重自然的感悟。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极为时髦的生态危机、人际关系和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话语也可以在敬佛和礼佛的宗教氛围中传递到没有出过村社的乡民心目中，助推他们对传统生态观的推陈出新，从而使他们传统的生态观获得科学和合理的诠释。看不到这一系列新变化，对地方性知识传承盲目悲观显然不符合西双版当代“赕佛”的客观事实。
　　3.通过宗教祭祀传播和习得途径的翻新。各民族信仰的宗教互有区别，但无论他们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其宗教活动都是各民族地方性知识传承和习得的重要途径之一。
　　各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以及依附于这样的宇宙观而汇编起来的经验总汇，都会将各式各样的地主性知识、技术和技能囊括其中，借助于宗教信仰的整合功能，凝缩在具有宗教意识的长诗、口述诗和神话传说中，并借助宗教活动做媒介，传承和习得了其间的地方性知识、技术和技能。例如，彝族的长诗《勒俄特依》《梅葛》，纳西族的《创世纪》，傣族的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就是如此。
　　彝族的太阳历，傣族的傣历，藏族的藏历，傈僳族和佤族的物候历等，都是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天文历算、知识总汇。这些世代积累的天文学、生态学、地理学地方性知识不仅可以丰富现代科学的内容，而且对指导当地各族居民的生产生活，规约各族成员的行为至今还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了天文历算外，民族医药知识也至关重要。如藏医、彝医、傣医、苗医、瑶医等都有自己的医典，而且这些医典都与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往往是在宗教氛围和宗教活动中实现了他们的传承和习得，比如，藏族的活佛高僧往往就是医术精湛的神医。无论是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中，还是在彝族毕摩的宗教祭祀和各种驱鬼招魂仪式中，各民族的传统医药都可以获得顺利的传承和习得，同时又在宗教活动中不断地被赋予了一系列新的内容，并将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传播施惠于异民族的成员。
　　4.通过年节庆典传播和习得途径的翻新。各民族的年节庆典活动也是地方性知识传统习得途径，而传播内容的主体主要是哪些较为具体的技术、技能和知识点。参与者在娱乐和庆祝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而接收这些地方性的精神财富。每个民族的年节庆典异彩纷呈，本文恕不一一列举，但却有义务指出这样的年节庆典就实质而言，兼具了时装发布、美味品尝、竞技比赛等多重具有现代意义的功能。参与其间的本民族成员，乃至外族的游客都可以从中获得该民族传统的特殊技能和技术，也可以极大地丰富自身和知识库藏。比如云南省大姚县彝族的“赛装节”就是名副其实的时装发布盛会，每一个参与者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还可以和服装的制作人切磋成衣技艺，使相关的地方性技术不仅获得了传承而且获得了传播。外来的衣料也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被彝族乡民所吸收，从而丰富和创新了本民族的地方性成衣技艺[2]。再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则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品评盛典，每逢“昂玛突节”（这是哈尼族人民祭护寨神、拜龙求雨的节日），哈尼人家家户户要做黄糯米饭，染三色饭，还要烹饪猪、鸡、鱼、鸭等肉食，而且还将长期加工贮存的牛肉干巴、麂子干巴、肉松等近40种哈尼族风味菜肴抬到指定的街心陈列出来，每个家户备办1至3桌酒宴，家家户户的酒宴“一”字儿排开，连成一条700多米长的街心宴席，他们称之为“长街宴”。 毋庸讳言，这是中国最长的宴席。从2004年起，绿春县已连续4年成功举办“中国·绿春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活动，并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誉为“世界上最长的宴席”，列为“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2008年的绿春长街古宴共摆设了3050桌洒席，总长度超过4000多米，参加人数达1万余人，其人数和规模再次刷新了世界吉尼斯记录。“昂玛突节”和“长街宴”虽说是哈尼族文化的一个缩影，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富有特色的传统，借助了现代社会习尚的助推，并得到了非物质文化传承理念的支持，再加上现代各种传媒的推介，真正做到了传统的升级换代，具有了现代化的内容和世界性的意义。而其中对地方性技术技能的习得更是花样翻新。
　　每一个哈尼族家庭的主妇，在这一年节盛典中既是不领工资的教官，又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她们在推出酒宴的同时，也在推销自己的技艺，接受各民族来客的赞美、颂扬而获得心里的满足。在本民族文化的集中展演中，赢得了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而每一位参加者只要你愿意，都可以现场求教、现场实践，还可以即兴表演自己的技术和技能，从而不仅使哈尼的烹饪技艺得到了传承和习得，同时还获得了创新，更是赋予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内涵。
　　除了具体烹饪技艺外，待人接物的礼仪，各种技艺的表演也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并得到传承和习得，同时接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成员的品评，从而助推了哈尼族地方性知识、技术和技能的创新，加快了哈尼族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的接轨。而今哈尼族乡民虽然还不能全面掌握营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概念和知识，但是在他们夸耀自己菜肴的同时，已经在无形中接纳了营养成分、火候、保鲜等时髦语汇，甚至用这样的时髦语汇使自己的技艺生色。说“长街宴”仅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此话虽然不错，但决不应该因此而忽视在这一古老传统延续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变化。特定烹饪技艺的习得和传承绝对不能理解为机械化的延伸，而只能理解为传统的再创造，地方知识和技能的推陈出新。
　　（二）新途径亟待巧用
　　正当传统的习得渠道不断翻新的同时，一系列现代化习得途径正在悄然渗入地方性知识习得的新一轮传承过程。不过这些新事物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不是专为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和习得而建构，他们不可能具有专门服务于地方性知识习得的禀赋，而仅是一系列客观存在的现代化事物。关键是要各民族成员勇于接收这些新事物并加以消化吸收，使之为我所用。下文将就几种常见的现代传播途径的巧用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
　　1.文化培训班。随着世界舆论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高度关注，随着维护文化多样性呼声的日期高涨，不少跨国组织、政府组织乃至民间的慈善机构都热衷于接受舆论导向，乐意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贡献。于是各式各样文化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有识之士的宣传和奉献应运而生，从而使得以各种名誉举办的民族文化培训班很自然的成了传播和习得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现代式渠道。
　　在培训过程中，传播者和习得者对要传播和习得的地方性知识内容都比较清楚，举办培训班针对性极强，培训工作其效果也较为理想。比如，瑞丽市市政府附近就有一所“孔雀舞培训基地”，创办的初衷就是为了推动孔雀舞知识的传播和习得。2011年12月22日，中共瑞丽市委宣传部为瑞丽市约相、旺腊、喊思3位傣族孔雀舞主要传承人培训示范点授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瑞丽傣族孔雀舞培训基地”牌匾并发放培训补助，以促进瑞丽市傣族孔雀舞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孔雀舞是傣族人的地方性舞蹈的典型代表，这一类型的地方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技能性和领悟性只能通过面对面、手把手的方式去加以传播和习得。从2003年开始，德宏州、瑞丽市文化部门对傣族孔雀舞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与传承措施，设立示范点就是整个保护决策的一项主要内容，示范点不仅组织乡民排练表演，而且还开办孔雀舞培训班，使孔雀舞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多年来，瑞丽市3位傣族孔雀舞主要传承人先后培训了近千名学员，使得此项地方性知识在德宏州得到了发扬光大。
　　2.文化传习馆。开办民族传习馆也是一种现代式的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途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传习馆多为个人创办，而培训基地多由政府操办，但二者的作用和功能相同，不过传习馆的传播和习得成效要受到更多社会因素牵制罢了。例如，来自中央乐团的作曲家田丰就于1997年在云南省昆明市郊区创办了一个“云南民族传习馆”，馆址是一个废弃的农场。他在4年间寻访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少年儿童数十人并将他们集中到该馆展开专业培训。尽管田丰苦苦支撑了数年之后，终因资金短缺难以为济，该传习馆不得不停办，但他的探索、尝试和努力没有白费。经他培养的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在2006年举行的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上夺得了原生态唱法金奖[3]54。不仅如此，他所开办的传习馆，给后人、给政府、给云南各少数民族开创了一条地方性知识的传播与习得的有效途径。如何沿着这一途径巧妙地加以仿效和创新却成了有识之士和相关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后起的后继者肯定会层出不穷。
　　3.信息网络。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各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和习得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少数民族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通过开通网站网页，把少数民族习俗、技艺等地方性知识挂到网上，对少数民族的各方面感兴趣的人们只要点击鼠标、浏览网页、下载相关资料，便可以习得相关的地方性知识。
　　例如，怒族人民信息港，除了网页的新闻中心，还开设了“怒族村寨”“怒族风情”“怒族旅游”“怒族人物”“怒族企业”“怒族民间艺术”“怒族特产”“怒族工艺品”“怒族种植养殖”“怒族区域招商”“怒族供求”“其他经济信息”“怒族研究”“怒族调查”“怒族出版物”“怒族摄影”“怒族文苑”“怒族视频”等栏目。这些栏目的开设，已经为怒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和习得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平台。怒族乡民只要掌握相关的技能就能坐在家中学到本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同时这样的学习平台还能为其他民族成员所共享。传承和习得的受益面更广，效益更高。但却不能最终取代传统的习得途径，也不替代创办培训班和传习馆，原因在于，网络提供的资料往往会打上制作人的个人烙印，从而使得对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失去了多样化、情景化、多内涵的优势，特别是哪些技能性较高的知识内容，网络传播只能提供线索，要真正学好并熟练掌握其他类型的传播途径，同样必不可少。不仅如此，该网站的内容还极为丰富，无论是怒族的人生礼仪、神话传说、歌舞技艺、生产技术乃到婚丧礼仪都被该网络所收载。希望习得地方性知识的个人，都可以从网络中受益，同时还能参与互动，将自己的新发现、自己的理解通过网络与更广的人群分享。网络在地方知识的传承和习得的重大作用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在这个网站仅是一个初步的展示。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可通过这一途径得到更好传承与习得，关键是要网络这种现代化的利器用好用巧。那么，地方性知识的传承就可以获得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　4.广场活动及影视传媒。广场文化活动也是方兴未艾的传播渠道之一，其内容极为广泛，文艺演出、文艺晚会、文艺赛事、电影放映、健身健美、展演等等不一而足。广场文化活动往往具有开放性、群众性、规模性等优势。随着广场文化深入到各民族社区，各民族地方性知识、技术和技能的传播和习得也渗入了广场文化活动之中，参与者可以在娱乐的过程中传承和习得本民族知识、技术和技能。
　　在云南省德钦县，自2001年开始每周有不少人聚集在县城中心广场跳“弦子舞”。这是由6名藏族青年发起的群众性活动。弦子舞是藏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优秀文化、宝贵的地方性舞蹈，深得藏族居民喜爱。前些年由于电视、卡拉OK、录像等现代娱乐方式来到了德钦，人们曾一度搁置弦子舞。但这几位藏族青年不愿意看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式微，为了让这古老的弦子舞艺术发扬光大，他们奔走呼吁，利用业余时间搜集到了弦子曲200多首、锅庄曲30多首、山歌调子10多种，凑钱出版音像磁带“萨革弦子”，带头在德钦县城中心广场跳弦子舞、免费教跳弦子舞[3]55。目前，不仅广场文化活动在普及弦子舞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组织出版的藏族地方性知识磁带、录像也行销到广大的藏族地区，从而使藏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翻开了新的一页。事实说明，现代化的冲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有心人。这6位藏族青年的行动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不管是什么样的现代技术或现代化事物，只要巧加利用，不仅能够为我所用，而且还能用得花样翻新。哪种在现代化冲击面前手足无措的悲观论调，看来无疑于杞人忧天。
　　不仅广场文化活动如此，就是那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大众电视传媒也是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新渠道。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地方电视频道开通了民族语、地方语节目，这些新开能的节目很自然也成了各民族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便利通道。
　　总之，现代化涌现的新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用得不好会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播和习得的阻力，用得好用得巧却可以使地方性知识和传播和习得如虎添翼，成功的关键在于得其人，巧其用。用好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地方性知识和传播和习得不仅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做到别开生面，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 杨红英.少数民族发展中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基于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民族教育开发[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178-179.
　　[2] 黄 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88.
　　[3] 林 庆.民族记忆的背影——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蒲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