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黔东南的山地地貌是栖息于此的苗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自然生境特征。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实践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适度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保护居住环境的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思想是山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山地文明烙印，对维护地方生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应成为促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关键词：山地生境；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山地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9-05
　　一、黔东南苗族生境的山地特征
　　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苗岭山脉向湘桂丘陵过渡的地带，地势由西向东和东南降低。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延绵，重崖叠峰，大部分地区海拔5001000米，最高点为雷公山主峰黄羊山，海拔21788米，最低点为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处，海拔仅137米。全州地貌类型以山地① ①山地，属地质学范畴，地表形态按高程和起伏特征定义为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差200米以上。 山地的规模大小也不同，按山的高度分，可分为高山、中山和低山。海拔在3500米以上的称为高山，海拔在10003500米的称为中山，海拔低于1000米的称为低山。为主，中部雷公山区和南部月亮山为中山地带，西部和西北部为丘陵状低中山区，东部和东南部为低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其中低山占759%，低中山占192%，中山占1%，丘陵占27%，平原占12%[1]。
　　由于受地形地貌和东南季风影响，黔东南气候总体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热量充足，年均气温在1419℃之间，年降雨量为10001600毫米，日照年均约1200小时，无霜期长。同时，受地形地势的影响，黔东南各地气候差异明显，东南部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属河谷热带湿润气候区；北部中低山丘陵为山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西部为高原凉亚热带——温暖带夏湿冬干气候区；在西南雷公山及周边则为山地凉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区[2]。黔东南纵横连绵的山地，以及山地环境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是聚居于此的苗族② ②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有苗族人口144.73万，占全州人口的41.57%，在全州16个县市206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均有分布。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自然生境。
　　受山地地貌影响，黔东南苗族文化具有山地生境的适应性特征，这种适应性贯穿于苗族生产、生活诸多环节中。在生产方面，由于居住在山区缺乏平坦、肥沃的土地，因而曾盛行斯威顿耕作模式，林粮间种，并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较多地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但东部、东南部山地土层肥厚，保水条件好，宜于树木生长，林业较为发达。在生活方面，由于山高坡陡，交通闭塞，与外界物资交换困难，生息于此的苗族同胞主要靠山吃山，并养成了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服饰多选用深色的棉、麻为质料，以适应山区潮湿阴晦、日照不足的自然环境；村寨大多依山而建，且相对较为分散，而房屋多取“吊脚楼式”以适应山的变化；山区地势起伏不平，小道蜿蜒曲折，出行以步行为主，人力运输也较为普遍，等等。
　　二、基于山地生境的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关系史。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环境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自然资源适度利用和保护，以及保护居住环境几个方面。
　　（一）敬畏自然和生命
　　人类生活在与自然的朝夕相处中，逐渐形成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一样，苗族先民在面对巍巍连绵群山时，他们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心生敬畏。对于大山和山上的动植物，他们认为有神灵在保护和管理，越是茂盛的森林，山神管理得越严，山神越灵，因而人们对山及其附属动植物不敢轻易冒犯。在台江县九摆村，苗族人认为，山中的动物都是由山神养出来的，因而在狩猎前要首先祭山神，否则不易捕获。雷公山、月亮山山区苗族在围猎活动中，打得猎物后，除了要将酒分别洒在地上献给“姜央”和历代祖宗神灵，还要敬献山神，感谢其保佑。在台江县交下村，村民认为稍大一点的动物是活的神灵，没有谁敢去加害于它。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如大约在1943年前后，村里有人在水库的神山附近看见了一条头上长有一朵花的乌梢蛇，他将蛇打死后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巫师说他打死乌梢蛇是触犯了神灵，要拿酒去祭神山才好。后来这家人拿酒去祭神山，病人就好转了。
　　对于山林，人们不敢随意破坏，以免引起山神发怒。如果要采伐林木，一般都要先在采伐现场用一块石头临时设一个山神菩萨，杀鸡涂血于石上，并点香烧纸、供上米饭、酒和肉祭拜山神菩萨，请求山神菩萨大发慈悲，准予采伐，并保佑砍伐人员不出现意外事故。在采伐过程中，除了每天每餐饭前，先由工头点香烧纸，用酒饭代表大家祭拜山神菩萨，提醒山神菩萨宽恕和保佑大家平安外，还要忌高声喧哗、忌大声欢笑、忌说带“死伤”等不吉利的话。如果犯这些禁忌的，是对山神的不尊重，这会使山神不高兴，必然会受到山神的惩罚。采伐完收工时，还要点香烧纸，用酒肉饭祭拜山神菩萨，感谢山神菩萨准予采伐和保佑大伙的平安，并将临时用石头立的山神菩萨拆除，方可回家。
　　在黔东南苗族的“祭山节”“祭神树”活动中，人们由“山神”“树神”的崇拜转化为对山、森林、树木的崇拜，这种对神的敬畏实质上就成了对自然的敬畏。由于敬畏，使神山神林中的一草一木、野生动植物得到保护，维系了森林的茂盛。
　　（二）尊重自然规律
　　黔东南历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小，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为了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黔东南苗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尊重自然规律，结合本地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开展生产活动，才能获得成功。如天柱县地处黔东南东部，有较好水热条件和平坝，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因地制宜以生产稻谷为主。锦屏县土地肥沃，森林茂密，当地苗族群众开展林粮、林果、林药、林茶等多种经营，发展立体林业经济。黎平、从江、榕江地处河谷地区，地势低，气温相对要高，苗族种植蔬菜和亚热带水果类较多。在农业生产中，黔东南苗族根据山地条件，开垦大量的梯田种植粮食。山区水源稀缺，他们利用山形地势，开沟挖渠，由远及近引水灌溉农田，并制定了有关水资源管理的习惯法加以约束。为增加农业收成，他们则充分依靠山上丰富的植物资源，采割细枝嫩叶填入农田发酵积肥，或者砍伐草木堆积焚烧成草木灰替代肥料。 　林业发展在黔东南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明代黔东南苗民的造林规模和技术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到清代，黔东南苗民对当地的自然优势已有认识，并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杉木采种、育苗、造林、营林生产技术。黔东南林业生产中的刀耕火种法体现了对地方生态环境的深层认识。一般认为，刀耕火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是从实际调查来看，结果可能相反。因为在黔东南山区阳光、水分、养分都十分充足的条件下，杂草生长的速度超过林木的生长速度，若不先实施刀耕火种，幼苗就很难自然成林。类似地，尹绍亭在考察了云南刀耕火种现象后指出，当代刀耕火种的存在不是什么“残余”和“陋习”，而是热带、亚热带生存环境条件和山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是山地森林自然环境可供人类利用的比较便利和有效的生计形态[3]。而林粮间作的生产方式在黔东南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黔南识略》中就有记载，“山多戴土，树宜衫。土人云，种杉之地必预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4] 。这种生产方式也反映了黔东南苗族很早就知道如何掌握基于山地生境特点的生产规律，科学安排生产，在大地上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成果。
　　（三）适度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利用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体现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基本领域。由于黔东南苗族大都聚居在偏僻的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养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同时也懂得约束自己向自然界索取的行为。如很多苗族都劝导人们要节制，打猎不要老在一个地方，更不要打死那些正在哺育的动物；要节约粮食，对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充满感恩。在采集活动中要遵循采大留小，采枝留根的原则，以保证以后继续发芽生长，或来年成长后继续挖掘。台江九摆“榔规”提出“乘凉的风景树、山上的草木不能乱砍乱割；河中田里的鱼虾可以捞，但不要将鱼虾捞尽；野猪和山羊可以打，但不要打完；山上的药草，可扯来治病，但也不要采完”[5] ，也说明了不论河中田里的鱼虾或是山上的野兽和中草药都不要使其绝种，要留有使其发展的余地，以便子孙后代都能够得到继续享用。
　　除了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如在林业生产中，为使育林成长成林，黔东南苗侗人民实行封山育林，分别采取全封、半封、轮封、定期封等不同方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封会对新造幼林地，规定不准进山烧灰积肥，不准进山砍柴、割草，不准进山放牛羊。半封主要针对10年以上成林区，规定可割草砍刺剃枝、准放牧，但不准砍树，不准烧灰积肥。轮封主要对面积较大的封山区分片划界，轮流封禁，以利看守管理。定期封则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山10天至15天，有组织地进行割草、砍除杂灌，剃除干枝作燃料。对于划给农户的责任山，采取政策性封禁，在不违反林业政策、不乱砍滥划，不在林内随意用火的情况下，由农户掌握管理。
　　黔东南苗族习惯法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森林资源保护，如早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锦屏文斗寨村民为使后龙山至上寨间的道路和树木不遭破坏，立“六禁碑”，禁止大人小孩砍削远近杉木，若有违犯，罚银10两，油茶山不许乱砍乱捡，如违罚银五两；① ①贵州省锦屏县政协、县志办编，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碑文选辑[Z].内部刊印本，1997：58。二是野生动物保护，如台江九摆村1989年制定的村规民约规定：不准在翁你、翁香河电鱼、闹鱼，违者每人次罚款100200元，并没收鱼和工具，等等。这些都反映了苗族重视保护和善用自然资源的环境伦理原则。
　　（四）保护居住环境
　　由于山地拥有一定的高度和坡度，形成了山地环境不稳定性和山地生态系统脆弱性这—特殊现象[6]。基于这一特殊性，地质、地形、气候、水文和植被等因素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山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改变，甚至破坏生态平衡，因此黔东南苗族对居住环境的保护特别重视。在建筑房屋时，黔东南苗族从适应复杂多变的山地生态环境出发，因地制宜地利用建筑所处的山形地貌，尽量不破坏山体原貌。“吊脚楼”可以认为是黔东南苗族适应山地环境，避免加大土地破坏程度的产物，它布局灵活，有的依山顺势层叠而上，有的背山占崖居高临下，有的绕弯环谷错落有致，远眺之托衬于青山秀水间，犹如从大地之中自然生长而来，成为自然环境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房屋建造之前，黔东南苗族都要请“风水”先生来勘察一番，然后才动工。其中地基的选择讲究避阴选阳，要求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尽量不破坏山地土质结构，不侵占良田耕地，尽量在修房建寨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大树和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因此在黔东南苗族聚居的村寨，人们大多种植风景树、护寨林，既有效防止了山体滑坡、水土流失，又营造了景色优美的人居环境。而对于村寨周边的古树或风景树，黔东南苗族把它们看作是村寨的保护神，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村寨敬奉的古树和风景树，大家把它当作“神树”加以供祭，若有亵渎或砍伐，不但遭人谴责，而且要受到罚款。如2010年3月26日（农历二月十一）从江、榕江88村寨表决通过的“椰党爽、格能秋苗族习俗改革椰规”① ①该椰规由从江县西部的宰便、加鸠、光辉、东朗、停洞、加勉、下江等7个乡镇及榕江的计划、古州两个乡镇共同议定。“椰规”在苗语意为“规约”，“椰党爽、格能秋”指88村寨总岩碑栽岩所在地。规定：切实保护村寨优美雅净，禁止破坏四周风景古树，违者按椰规处罚120斤肉，并责令毁1栽5保证存活。台江台乐村苗族则认为村寨的老树，有神灵，是大鬼，不能惹。砍伐者除了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村里还要罚“3个120”，即酒、米、肉各120斤。正是在这些环境伦理和相关习惯法规的作用下，使得黔东南苗族村寨大多自然生态保持良好，风景秀丽优美。
　　三、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的山地文明烙印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聚居于黔东南的苗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山地文明。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山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烙上了山地文明的印记。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是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精神和意识产生的基础条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存在与发展，任何一个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习惯及伦理文化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居住的地域条件、气候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近代西方“地理环境论”的主要创导者孟德斯鸠认为，由于世界各地的气候不同，造成了各民族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的不同，而人的这些不同进而影响人们的法律及政治制度；黑格尔则在说明了地理环境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及民族性格的密切联系时，注重地理环境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尤其是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于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影响，并且是在描述人们的实际生活的基础上说明民族的性格[7]。普列汉诺夫克服了以往地理环境决定论中的不足，强调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对社会发展起作用，提示了人类社会与周围地理环境间的辩证关系，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地理环境理论图式：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活动→社会、政治及精神生活，具有非常契合之处。
　　地理环境决定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其合理性。在社会发展早期，人类只能因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形成相应的文明形态。例如，没有森林和草原的地方，就不会产生畜牧业，就不会有草原文明；没有海洋的地方，就不会产生渔业，也不会形成海洋文明；没有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就不会产生农业，也就不可能产生农业文明。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生产什么，通过何种手段进行生产，都是由此种生产所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的。
　　根据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黔东南苗族族源与历史上的“九黎”“三苗”“荆蛮”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8]。元明和清初，苗族相当大一部分仍聚居于武陵五溪地区，但继续在向西迁徙，致使原夜郎、牂牁（即今贵州省）境内的苗族越来越多，并形成某些较大的聚居区（如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至清代，苗族民众绝大部分已集中在贵州境内，开始从事农耕为主的经济文化活动。由于苗族先民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认识水平不高，对未知的自然现象感到困惑，把自然现象的产生归因于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因而对大自然顶礼腊拜，形成对自然的敬畏。不断的迁徙，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苗族不得不去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以求得生存和发展。黔东南境内自然资源的丰富与苗族开发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适度利用并保护自然资源，以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山地地理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决定了黔东南苗族必须保护好栖息环境，才能实现安居乐业。因此说，在山地生境下，黔东南苗族的环境伦理思想烙有深刻的山地文明印记，是山地文明的产物。
　　四、结语
　　聚居在山区地带的黔东南苗族，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只是从感性层面出发去把握，并利用本民族世代传承的行为准则，如宗教戒律、习惯法乃至禁忌习俗等自发调节或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表现出直观、朴素、自发的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种自发的原生型生态意识还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归纳和总结，也未能形成系统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原生的环境意识，却又真实地体现了苗族环境伦理纯真质朴的本质，寄托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期待，并为保护黔东南地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良好生活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思想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和关注。
　　“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升社会文明水平。民族地区因其特有的文化模式、民族习俗、民族心理以及其社会经济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既需要有来自有普世意义的环境伦理思想的指导，但同时也要结合地方实际，运用本土环境伦理资源加以补充和调适。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部分，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思想理该成为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为更好地推动黔东南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作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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