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古琴与中国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士无故不撤琴瑟”一直是文人的风尚。孤独的琴声，寂寥如老衲，它饱含了万籁的动静，是文人心灵深处的语言和一生纷披世俗心绪之写照……
　　古琴作为中国文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来是伴随着文人生活的一门艺术。古琴艺术独特的精神气质与音乐品格的形成，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就古琴的传承而言，其实不仅在于技艺的传承，更重要的在于精神与文化的传承。然而，随着近代以来传统文人阶层的消亡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性的人文精神之缺失，从而导致当代古琴音乐的人文精神也渐趋失落！
　　可以说，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云激荡、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的更替，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绵亘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论争， 其表现形态是中西古今新旧文化价值的评判之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探寻，而贯穿、蕴涵其中的乃是一系列哲学问题。这其中既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的种种分歧，更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艰苦曲折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历程，给人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选择和理论研讨的历史经验教训。”[1]哲学如此，文学、史学、艺术等文化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阶层，他们也经历了从古代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2]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古琴艺术一直由位于“四民之首”的士大夫所操纵。而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的士大夫阶层，不仅是社会的精英，也是古代皇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然而，1905年9月2日， 慈禧上谕明告：“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3]这不仅是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至此，士大夫阶层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从而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他们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就不复存在。
　　然而，作为社会阶层的“士大夫”虽然被彻底颠覆，但读书人却依然存在。近代以来，一批批士人经历了化蛹成蝶的痛苦转变，成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相比较却是有诸多的不同。 对此，许纪霖曾总结过，他认为：在知识结构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已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在知识的空间方面，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校体制。除此之外，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学而优则仕”了，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的资源，并流向社会各行业。[4]而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与风范，也因此开始发生了蜕变。
　　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文人，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知识更具有独立的精神。而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他们也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具有忧患意识，对社会罪恶的愤怒，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曾说：“我尝试主张：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扭曲知识分子公开表现莫过于见风使舵、噤若寒蝉、爱国大话以及反省的、自吹自擂的变节。”[5]萨义德还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6]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7]俄罗斯思想家拉季舍夫（1749～1802）也说：“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土地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义，强迫你违背自己的良心，你都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痛苦、艰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这并不是什么律令，但却为所有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遵守。”[8]这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对受苦受难的俄国民众怜悯和爱恋的典型精神，但伴随着这种精神的却是牺牲、苦役与监禁。此亦即孔子所谓“士志于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的内涵。以此要求，“士”这一阶层应当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为基点，进而发展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9]尤其当社会因公权力的无限膨胀而致腐败横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致文明废弛、人心不古时，更应该由知识分子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进谏；敢于向罪恶抗争，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贪欲挑战，而绝不媚权、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当他们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时，坚持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去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然而，在这些抗争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孤独、无助的！而知识分子这种独立、自由、内省的精神，正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质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也才有了“社会良心”的美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自觉意识和潜在传承。而古代文人注重修身的精神品格造就并传承了中国古琴独特的德性文化。古代士人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光辉灿烂，或黯淡失色，这是中国文人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现实的“政统”与理想的“道统”总是处在相离相抗之中，而对道义的执着乃至“以身殉道”的精神勇气必然让传统士人超越物欲而图存风骨。在历经无数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之后，他们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精神的升华、沉沦，辉煌、黯淡…… 而由于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人格形成上的诸多原因，这些敏感而又多愁善感的人们，几乎总是处于怀才不遇或抑郁难伸的境遇。人生抱负与人格理想常常与社会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依然顽强地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出现被彻底消蚀的悲剧。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也不曾绝迹。他们或发愤著书、或激扬文字；或长歌当哭，或养气守神；或幽愤发悲声，或啸歌识知音；或把酒悟人生，或起坐弹鸣琴；或任诞中获自由，或放纵中求生存，或山林中得归宿…… 而古琴，正是中国文人寄情遣兴、追求完美人格的生活方式和独善其身、遗世独立的精神象征！琴声之中，他们寻胜探微，以此与世俗的社会强权相抗衡；琴声之中，他们听到了自己心灵的激荡，也看到了人世的沧桑和世态的炎凉。他们所有的忧愤与不平，都在那冲淡闲雅的艺术追求中，化解为具有审美意趣的人生境界……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正是在政治最黑暗、社会最动荡的汉末魏晋六朝时期，诞生了“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具艺术精神”的魏晋名士。竹林士人所追求的那种超世绝俗的哲学之美，那种淡泊幽远的情致与高洁清雅的品行，在古琴音乐中均得到了高度艺术化的抒发。而在他们旷远飘逸、忘怀得失的另一面，则是人生苦短、去日苦多的生命感喟。魏晋人这种深沉而富人生感喟，哀怨而充满人生哲理的情感体验，也同时成为中国古琴审美情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嵇康“性至峻烈，嫉恶如仇”，在污浊的社会中，琴声是他超然尘世之外的良方，所谓“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史载嵇中散临刑之前泰然自若、索琴弹奏《广陵散》一事，可堪魏晋名士在音乐审美活动中达到的最高境界。而琴曲中那金戈杀伐之声，愤慨激烈的情绪，更令听之者为之动容！至唐宋文人及琴家，在琴乐审美上，则更趋向于隐逸山水、寄寓自然的情调意蕴，尤其是晚唐以后名士，其内心充满了对于整个人生的空漠之感和无所依托的深沉感喟。至明清之际，面对朝代的改易，家国的兴衰，伤痛，处于如此一个表面繁荣平静，实则开始颓唐没落的历史命运中，在得风气之先的艺术领域，中国文人即使在钟鸣鼎食、笑语歌声之中，也难以掩却其无可如何的悲叹，沧海桑田，朱楼玉宇，瓦砾颓场，前景何在？一切都是那样的茫然，于是最后归结于隐逸渔樵，寄情山水。在琴的万籁俱寂之中，他们寄寓了自己的精神和深情，也寻找到了理想品格与心灵的皈依……
　　20 世纪的中国，有相当长的时期处于贫困、战乱、内哄、文化封闭、社会转型之中。一些很有潜力、或已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因种种人为的原因，转为沉默乃至凋零， 未能充分地尽展其才，这是20 世纪中国最悲惨的损失之一。历史如此，文化又岂能有大的成就？[10]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洗脑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后，几乎将传统文人特立独行的气质丧失殆尽，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自卑与媚俗心理，使他们以社会认同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并时刻改造自己而求得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
　　在结束了“反右”、“文革”等多次政治斗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将其人文精神丧失殆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金钱和权力的多重诱惑，表现出群体性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他们一方面被权力腐蚀，更被金钱肢解和裹挟，最终彻底地丧失灵魂。如果说，前几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让人性变得暴戾和残忍，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则使人在对金钱的追逐中变得更为贪婪和自私。今日的中国社会，已陷于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不少人沉浸在毫无互惠的欺骗、抢占与掠夺之中，经济昌盛的表象背后，则是文化乱象、信仰缺失、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之中，中国传统文人正派率直、真实诚挚、刚正不阿、不入世俗、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的为人处世态度，已难得一见。俗气、商气吞噬了书卷气，金气、官气逐渐侵蚀了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
　　当代琴人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之一部分，显然也已受到各种社会风气之浸淫。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使得学富五车早已不再为人所慕，皓首穷经、寒窗苦读不再为世俗所提倡，学理的严谨与森严，致知格物、明理崇道的经典也不再成为风尚。中国文人保持的操守与传统的文化已被挤进了角落。市场经济的强力影响使得当代琴人开始了凡俗化的认同，相当一部分琴人在这种变化中价值观出现了变异，“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的现象并不鲜见。在社会不良刺激的诱惑下，有的琴人欺世盗名，投机钻营，势利世故，嫌贫羡贪，趋炎附势，相互间诋毁排斥；在现实社会拜金心理的驱动下，一小部分琴人身陷世俗，惟利是图，利用古琴音乐疯狂炒作、敛财、捞钱，不讲诚信，欺瞒哄骗，追名逐利…… 尤其是古琴艺术申遗成功之后，琴人的社会关注度和个人地位大大提升，但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面前，却已有不少琴人放弃人格以及基本的道德底线，有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古琴艺术原有的集诗书礼乐为一体，琴道即为人道的艺术境界，正逐渐被功利主义、利益驱使下的各种古琴商业活动所代替。急功近利使得琴风浮躁，功利意识事实上已经戕害了部分琴人的精神与心灵，传统古琴的人文精神也已经荡然无存！
　　而丧失了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古琴，充其量只是一具乐器而已。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古琴，其实已经是一个消逝了的昨日梦境……
　　注释：
　　[1]萧 ：《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序》，载《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年12月版，第5页。
　　[2]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页。
　　[3][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2页。
　　[4]同 [2]，第2页。
　　[5][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6]同 [5]，第13页。
　　[7]同 [5]，第15页。
　　[8][苏]苏联社科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张开、张曼真、王新善、房书伦合译，张开校：《俄国文化史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3页。
　　[9]《孟子正义》卷十三《尽心章句上》，见《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25页。
　　[10]张天行：《试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成就的宏观估价》，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第42页。
　　章华英：中央音乐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