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世纪女性宋庆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这不仅因为她有显赫的家族、旷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她自觉校正人生坐标，跟随时代前进的脚步，走出了人生精彩。邓颖超回忆说：“宋庆龄这个名字象征着自辛亥革命以来，七十年革命的历程。”[1]经过新旧民主革命的砺炼，在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她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考察其思想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推动这种转变的是一种合力。 
　　一、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的勇气和决心，是其转变的思想前提 
　　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晚年实现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在国民党“一大”上，对旧三民主义做了新的阐释，触及了中国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关键，并指出实现新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改过去纯粹资本主义纲领的性质，对社会主义充满希望，显示出巨大的进步意义。虽然新三民主义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是作为新三民主义基础的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包含着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要素，很显然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2]刘少奇也曾说过：“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先生的新三民主义。”[3]185由于新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最终成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结成统一战线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孙中山也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民生主义之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4]178 
　　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在蒋介石等操纵下急速右转，右派势力或公然背弃孙中山遗教，或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大行分共、反共之政策。一时间，泥沙俱下，随波逐流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于是维护三民主义之纯洁、坚持三民主义之实践、切实执行三大政策成为国民革命的关键。宋庆龄毅然决然，严格贯彻“三大政策”，成为领导左派与国民党反动势力斗争的一面旗帜。她深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5]482“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4]52，是否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这充分体现出她忠实地继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她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新三民主义主张。宋庆龄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散见于她的演讲、声明等文字中。为把民主革命推向高潮，她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宋庆龄确曾希望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民党能肩负起实现新三民主义的使命，幻想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于不顾的国民党政府，能够迷途知返，慎守总理遗训。但她并非将三民主义之成败只寄望于国民党，1927年宋庆龄在抗议国民党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曾经表示：“不论现在的国民党在此时上升到它的最高理想，勇敢地寻求纠正错误的革命方法，还是堕落到一种可耻的反动与妥协的地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4]47她坚信新三民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张终会胜利，终会有进步的力量来实现它，新三民主义的胜利与中国革命一样不可避免。宋庆龄须臾不忘孙中山的教诲，顶住极右势力的压力乃至威胁，在高举三民主义旗帜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纲领，从而与中国共产党在理想和价值观上有了诸多交集。 
　　二、与民族兴衰共荣辱，视个人名利如粪土的价值观，是其转变的政治基础 
　　宋庆龄从不以追求个人名利、物质享受和权势为目的，否则，当初她就不会毫不吝惜地走出富贵荣华的家庭，义无返顾地冲脱阶级的束缚。若论高官厚禄，蒋介石为利用她的名望，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诱之以官，不可谓不高；贿之以禄，不可谓不厚；迫之以恫吓，不可谓不险，但她不为所动，依然故我，她说：“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4]87孙中山去世，特别是蒋汪叛变革命之后，宋庆龄面临抉择：一是回到她所属的家庭，那里能给她安逸、享受、富有，没有危险；一是继续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在一己私利和革命面前，她选择了动荡、艰苦和危险的后者，这一选择不为其它，实为理想。作家约翰·根舍以饱含崇敬之情的笔触指出，宋庆龄“只要一张口就可以得到任何高官厚禄，但她什么也不要，相反，在极度的艰难困苦中，为实现她丈夫的夙愿而生活。她放弃了家庭、财富和特权。比她放弃的更多的女人恐怕是罕见的。她的朋友们多次想帮助她买辆汽车，使她生活得方便些，她都谢绝了，她把每一分钱都用于救济工作。”[6]66她甚至变卖了母亲留给她的全部首饰，作为救济工作的捐款。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马上给宋庆龄写信，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7]156宋庆龄不为所动，义无反顾拒绝了。在此以前，蒋介石也曾绞尽脑汁，以高官厚禄贿取宋庆龄的支持，曾派戴季陶以豪华住宅游说宋庆龄到南京做官，若此番目的达到，宋庆龄就不再是使蒋倍受煎熬的芒刺，而成为他招摇撞骗的漂亮招牌。宋庆龄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责问戴季陶：“你们可是把我当作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们的蓄意正是一种污辱……我对于政客的生活不适合。”[4]73一计不成，蒋介石又抛出承认宋庆龄享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诱饵做“撒手锏”，企图使之保持沉默，并派人送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丰厚津贴，遭到宋庆龄的严词拒绝：“蒋介石给的钱，我一分也不要。”[8]59蒋介石枉费心机，宋庆龄立场坚定，坚决不把名誉出借给国民党反动势力。海伦·斯诺评价她：“孙夫人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不是因为她有所作为，而是因为她有所不为。”
宋庆龄为孙中山的理想而艰苦奋斗，这些理想也属于她自己。宋庆龄能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诚然是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更主要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命运有共同认识或产生共鸣的基础之上，因此才能义无返顾，肝胆相照。抗战时期，她的努力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在宋庆龄的帮助和联系下促成了斯诺的陕北之行，斯诺因此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披露了苏区的真相，第一个公道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伟大事业，增进了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国及边区的了解，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美国友好人士格兰尼奇夫妇1935年在上海创办宣传抗战的半月刊《中国呼声》，得到了宋庆龄的鼓励和鼎力支持，她亲自安排处理有关事宜，亲自为该刊搜集材料，并登载了中共地下党通过她转来的文章，该刊物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她还介绍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到抗日根据地参加救护工作，在她的感召下，许多外国医生来到中国，其中有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德国的汉斯·米勒、美国的爱罗色和马海德、奥地利的罗森塔尔等。马海德正是在她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情地写道，宋庆龄是“一位我们无限敬仰的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3]245宋庆龄革命的坚定性以及为赢得革命成功从事的大量工作，令共产党人倍加敬佩，将其引为党外的同志。她的伟大不是因为孙中山伟大的名字而罩上光环，而是因为她是一名坚决而独立的战士。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主持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时，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及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指出：“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7]96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三、尊重事实、崇尚真理的崇高信念，是其实现转变的内在动力 
　　不争的事实促使宋庆龄政治主张和政治方向逐步向着共产主义目标发展延伸。国共合作的机缘，使她接触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在进一步的合作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努力，使之深深地感奋。1918年孙中山开始与列宁函电往来，宋庆龄担任了起草函电稿件的工作，在孙中山与列宁所派使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反复商谈合作事宜的过程中，宋庆龄倾注和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许多磋商是宋庆龄亲自安排并参加的。她帮助记录，整理文稿，起草电文，并常常陪同孙中山与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张太雷等会晤，她回忆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5]393并描述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有关建国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频繁的接触，使宋庆龄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孙中山时常“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象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5]395孙中山敬佩的人无疑成为宋庆龄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思想不能不对宋庆龄产生深刻影响。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宋庆龄仍深信孙中山的话：“共产党是我们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依靠他们的明确思想和无畏的勇气”[9]，继续保持与共产党人的往来与联系。 
　　1933年，宋庆龄在一些革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承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她不仅分清了反动武力与革命武力的不同性质，而且强调武装斗争的必要，主张“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己放弃它的权力。”[4]135她开始注意到粮食和土地问题是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4]135上述认识固然有其独立思考和明睿判断，但也显而易见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很大影响。首先，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达到了这一高度。在1930年的上半年，中国共产党通过经验的积累，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分析和阐述。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贡献。其次，宋庆龄明确了依靠工农的思想，超越了新三民主义扶助农工的局限。再次，孙中山曾撰文《主义胜过武力》，其对武力的见解可略见一斑。宋庆龄则强调了革命武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若仅仅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确难以实现这一认识上的突破。这种影响不能单纯视为潜移默化，这是她颇具理智地选择和自愿接受的，绝不存在任何压力，更非盲从，最终成为影响其世界观根本转变的内在因素之一。曾任孙中山卫士的马坤说：“在那位伟大的博士逝世前，她总是按他说的去做；之后呢，按她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这种脾气她至今不改”[6]70-71海伦·斯诺评价她：“虽然她不是知识分子型，而是一个靠感情和直觉行事的人，但孙夫人必须具有、也确实具有自己的头脑。”[6]86 
　　宋庆龄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范例中，发现没有哪种理论能与实践如此完美地结合，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动力，创造出如此丰硕的成果。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李云回忆，宋庆龄曾对她说，“我亲眼看到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消灭了剥削，人民生活提高了，使我更为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使我对中国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3]206当宋庆龄看到新中国的成就，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把中国共产党誉为“能够完成孙中山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唯一政党。”[5]396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5]237她由衷地赞叹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七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短的时期，可是这三十七年却抵的上过去的整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因为在这个时期中间，人类有了巨大的进步”[5]51-52；赞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腐朽制度的废墟上造就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社会，政治平等，经济繁荣，是历史上和任何制度下也不曾有过的，“十月革命凝结了国家灭裂的碎片，而在那上面树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国家。他们一步一步地建设着，他们终于造成了一个世界，那里没有人类不合理的苦难，也没有自然的灾害。”[7]107“社会主义正在生气勃勃，发扬光大起来。它表现在生产方面屈指难数的事实。它表现在日用品接二连三的跌价。它表现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热情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除了在社会主义的境界里，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复的”[4]568-569。通过比较和观察，她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建基于荒诞无稽上面，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植根于科学之中。”
崇尚真理的精神特质，决定了她的必然选择。1957年4月，宋庆龄向前来看望她的刘少奇恳切的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7]187简洁的话语里透视出对共产主义和以之为理想的共产党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一思想的飞跃，是长期感性积累的理性迸发，绝非突变。对于宋庆龄的入党要求，中共中央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当时的斗争形势，她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此，她从党的事业出发，充分尊重中共党组织的意见，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应有的感情和博大的胸襟。从赞同并推崇合作的朋友，全然升华为执着与捍卫的战士。 
　　四、亲合时代、自我更新的臻致品质，使其转变成为自觉追求 
　　宋庆龄出身于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实业家家庭，其父曾热情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被孙中山誉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瘾君子”。她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在童年时代就仰慕被其家人热情欢迎的客人——孙中山。在美国上学期间，她经常提一些很有见解的问题，教授问她，这些不同凡响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她回答说：“中国社会一切不公平现象迫使我考虑这些问题。还有我们家的一位客人，我的一位朋友的思想，给了我很深的印象。”[8]20正如宋庆龄自己所说，她的思想虽然并非完全受教于人，但的确受到了孙中山革命精神深深的感染，她与孙中山相知相伴、生死与共的十年，恰恰是孙中山思想发展至巅峰的阶段。从孙中山那里，宋庆龄不仅继承了新三民主义理想，更重要的是更新自我以及不断革命的精神。她在婚后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结婚对我来说，除了没有伤脑筋的考试以外，它好像上学校。”[8]30在这所学校里，她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转变，进入了坚定不移地实行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阶段。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宋庆龄的心中，而宋庆龄对革命的见解也溶入了孙中山的理论主张，不仅是她给予孙中山事业上尽心竭力的拥护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的思想也进入了坚定实行新三民主义和维护三大政策的新阶段，并且学到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真谛和要旨，即向自我挑战和自我更新的勇气，以及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的信念。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爱波斯坦曾这样描述：“不仅仅是宋庆龄向孙中山学习，他们还共同学习，结下了亲密的同志情谊。他们所学的东西使宋庆龄受益终生，以至孙中山逝世后，她虽然是那样年轻却能够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几十年如一日，在空前严峻的考验面前，临危不惧，奋斗不已，直至取得空前的胜利。”[10]20在后来，宋庆龄如是总结道：“孙中山在寻求中国革命的关键时，他严格地要求自我革新……愿意从生活的事实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这些事实要求改变他的思想，他就善于和勇于使自己抛弃陈旧的观念，制定从新观念中产生的原则……就是这种自我更新的要求使孙中山在他亲历的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总是站在进步方面。他吸取着在他的时代里世界上最前进的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自由和进步的愿望；他真诚地追求自我更新，这样使他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家所面临的每一个新的任务……他一旦看到真理，就毫不迟疑地行动。”[5]244-245宋庆龄对孙中山的评价，恰恰是她自己革命生涯的写照。她敬佩孙中山的优秀品德，并用这种精神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杰出的女性。正是这种自我革新的精神决定了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以超凡的胆识与极右势力做坚决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经过历史回旋加速器冲击之后不碎不裂的人类原子。”[8]146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同时，她反对狭隘和僵化，反对把新三民主义教条化和当作圣经来诵读，并严厉指出：“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的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4]76她本人也未囿于新三民主义理论，而是充满理性地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20世纪在30年代，她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自己也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从实际出发，不断校正理想的坐标，自我完善，终于超越自我，步入了人生的又一个辉煌。 
　　孙中山常言，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宋庆龄实践着这一箴言。她在社会活动中根据革命中心内容的需要，不同时期及时地调整工作重心。民主革命时期，以坚持三大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她看到法西斯反动统治下，法律无法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就筹组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援助政治犯，为争取释放政府囚禁的革命者和爱国民主人士，为争取民主权利勇敢斗争，在亲密同伴被杀、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不曾放弃；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后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维护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平等地对待各个抗日力量，把大部分物资送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吸收中外各界友人参加“保盟”，并肩战斗，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新中国成立后，她多次强调：“孙中山以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所为之奋斗的事，今天在中国已经取得胜利。”[5]32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4]477。“不论在哪一方面，他的理想都已经实现”[5]247。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基础上，应该也必须开始新阶段的奋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的发展。”[5]187她善于自我更新，从不故步自封，永远站在前进的方面，支持进步力量，无情地挞伐倒退，绝不容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势力。她批判了封建独裁，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假民主，继实现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目标之后，终于踏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征程。邓小平在悼词中评价宋庆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10]29 
　　无论作为民主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宋庆龄均以特殊的地位和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远远超出了她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和象征性的重要身份，也因此不可替代。周恩来总理赞誉她为“国之瑰宝”。在其沁着幽香的人生花束中，本文仅撷取一支，品味其悠远的芬芳。她背负历史，与时代同行，走向未来的品质，与我们开拓、进取、创新的时代精神高度和谐，蕴含深奥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