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其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她的生活和创作一直与戏剧紧密相关。12岁入选解放军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开始，“舞台”成了严歌苓展现自己与成就自己的原点。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许多人物形象都与戏剧舞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蛇》中孙丽坤被关押在“省歌剧院的布景仓库”中，这里不仅有“层层叠叠的败了色的舞台布景”，也有舞台表演需要的灯光投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舞台”。正如严歌苓所说：“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那么神秘。”[1] 
　　一、小说的叙事动力 
　　“舞台”这一独特空间能够制造出戏剧化的场面并推动情节的发展。徐群山第一次出现在孙丽坤被关押的“舞台”时，孙丽坤却选择了躲到一个布景搁置的小角落。这样戏剧性的“退场”实际上是让此时精神容貌都“丑陋不堪”的孙丽坤找到了一个藏身之所，为之后她“又变得好看起来”争取了时间和空间。这样猝然的“退场”让读者也跟着捏了把汗，同时感受到孙丽坤再次见到徐群山的紧张心情以及对自己精神容貌状况的不自信甚至不满，从而使情节能继续向前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小角落让孙丽坤来恢复精神，徐群山有可能失望而归，这样就不会有后面故事的发展，孙丽坤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继续堕落下去，找不到继续艺术的自尊与自信。同时另一方面，徐群山也在以自己的眼睛观察着这个“舞台”，孙丽坤“听得见他在这冷场中打量整个舞台布局：窗台上已熄灭的烟卷，是用报纸卷的；那根斜贯空间的铁床上耷拉着枯藤般的乳罩内裤袜子；结痂的剩饭和那只大花便盆。”[2]这样对“舞台”场景的正面描写，实际上是让徐群山了解了孙丽坤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样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是促使徐群山想尽办法“解救”孙丽坤的原因之一。 
　　二、人物的展示空间 
　　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空间，也就等于选择了这个特定空间中所包含的那些故事。严歌苓的小说《白蛇》中常常会出现《白蛇传》的场景，《白蛇传》的内容和情节总会在人物关系发展最关键的时刻闪现，揭示出人物深刻复杂的内心感受。在这个拥有《白蛇传》断桥布景的“舞台”中，孙丽坤、徐群珊、建筑工人、看守女娃，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白蛇传》也具有了暗喻小说人物命运起伏的属性。 
　　孙丽坤是《白蛇传》中“白蛇”的化身，人生如戏，她的身上有明显的“蛇性”，美丽孤傲，艺术造诣深厚。但是，在她如今生活的“舞台”上，世俗的加害使她一步步堕落成对自尊满不在乎的泼妇。为了得到一包烟锅巴，“她抓起脚后跟朝天上举起，两腿撕成个‘一’字，她那条碎花粉红内裤就不再是内裤了。”[3]对现实的失望，使她放弃了对艺术和美好的追求，她的肉体和精神都亟待别人的拯救。因此戏剧舞台上《白蛇传》中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白蛇，实际上暗示了孙丽坤的命运，等待着解救和重见天日。 
　　清俊儒雅的青年徐群山出现时，孙丽坤“突然意识到他就站在‘白蛇传’的断桥下，青灰色的桥石桥已负着厚厚的黯淡历史。”[4]这里对场景的描写，正联接了徐群山与《白蛇传》的关系。她们在戏剧中相遇，而徐群山好像就是来搭救她的，“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5]这让并不知情的孙丽坤产生了爱慕与渴望，犹如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动。徐群山对孙丽坤的仰慕和欣赏是出于对美的追求和执着，这也成为拯救孙丽坤肉体和灵魂的法宝。在两人的倾诉和交往中，已变为泼妇的孙丽坤渐渐地恢复了她“女神”的姿态。 
　　同样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还有看押孙丽坤的女娃们和建筑工们，他们像是一群不明就里的看客，同时也是使孙丽坤堕落的直接推手。看押孙丽坤的女娃们在混乱的年代中形成了扭曲的心态，用时代赋予她们的特权残酷地践踏曾经敬仰的舞蹈家来寻找内心的平衡，对孙丽坤绝不心软；文革前舞蹈家孙丽坤对于布景仓库外的建筑工们来说只是“画中人”，她被打倒后他们发现“原来她就是菜市场无数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中的一个，买一分钱的葱也要啰嗦，二两肉也要去校称的那类。”[6] 窗户内外孙丽坤与工人们的互动是对艺术的诋毁与对人性的迫害。 
　　三、社会历史的缩影 
　　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和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所，还包括隐含在其中的社会性内容，它具有物理性和社会性双重维度。[7]严歌苓善于文革叙事，将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追求集聚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当中。文革中强调的是人的同一性而排斥人的个体差异性，展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在那是时代是不被容许的。孙丽坤深厚的艺术造诣使她与大众的心理距离相差甚远，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受到社会的排挤。在她的“舞台”——被关押的背景仓库中，她悟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蛇性”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她的“蛇性”是疯狂失控的文革时代排斥的，人们被扭曲的价值观不容许她的与众不同。女娃们和建筑工们在时代授予的特权下，摧毁着她的价值观，孙丽坤在他们践踏和熏染下，最终褪去了代表象征孤傲和美的“蛇性”，同时也迷失了自己。 
　　“白蛇”孙丽坤在这里受到的待遇，经历由“蛇性”到“人性”的蜕变，是文革中排除一切非主流观念造成的悲剧，破坏了艺术的发展，扼杀了人的个性。严歌苓运用自己对“舞台”的特殊性和自己对舞台的独特感受，将宏大的历史时空浓缩在这一空间之中，构思小说、塑造人物、揭示主题，体现了作者在叙事上的创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