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是调控宏观经济波动的经济变量
　　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增长方式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总是存在商业周期.一个国家可以享受好几年令人兴奋的经济扩张和繁荣.但也许是经济衰退、甚至金融危机接踵而来,甚至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长期的经济萧条,国民产出下降、利润和实际收入减少,失业率攀升到令人担忧的水平.经济衰退逐级达到谷底并开始复苏,复苏的步伐可能快也可能慢,有可能恢复不到原先的经济状况,也有可能强劲得足以引发下一轮的经济扩张.经济繁荣一方面也许意味着持续较长时期内需求旺盛、就业机会充足、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繁荣也可能伴随着通货膨胀,紧接着便是另一场经济衰退.总之,产出、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就业的波动构成了商业周期.商业周期的形式是不规则的.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它就不时地受到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和萧条(高失业率)的周期性困扰.失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但它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的反映.人们会问,当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作时,为什么会有成百万人的失业原因在于,失业与社会产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奥肯法则(Okans Law),GNP相对潜在的GNP每下降2%,失业率就上升1个百分点.当经济衰退时,厂商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投入,工人被解雇,其结果失业率上升;当经济繁荣时,厂商的劳动投入增加, 工人就业机会增加,失业率下降,就业率提高.大量的失业,会导致多种危害.萨谬尔森认为,当失业率上升时,大量的资源将被浪费,人们的收入将会减少;在此期间,经济上的灾难还必然会蔓延而影响人们的情绪和家庭生活.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的两个重要的不利因素.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顽疾,政府通过审慎地运用税收政策,能够影响产量、就业和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而保持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内,工业发达国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市场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美国的经济学家萨谬尔森、汉森等人都主张政府课税的重要根据之一是调节经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自发的市场经济体制失灵、社会失业、经济危机等,都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致,建议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修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始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等长期目标的实现.可见,市场决定了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政策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以促进其长期稳定地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出现了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但是,由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以往那种盲目扩张投资、竞相攀比速度等问题在新的情况下,矛盾更为突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经济过热、高信贷投放、交通运输和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经济秩序混乱等问题.其本质问题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引发通货膨胀.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果断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其中,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使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到适度增长区间.
　　伴随1997年宏观调控"软着陆"的成功,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但在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市场疲软、内需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问题.对此,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多次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从税收政策上鼓励产品出口,增加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拉动经济增长.
　　二、税收是调控非均衡市场的经济变量
　　税收具有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说这就是税收的杠杆原理.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规定不同的税收鼓励措施或限制措施,给予纳税人以有利或不利的税收条件,以此来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与制度所决定的税收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调节.由于利益驱动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使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的税收环境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自愿地倾向于经济杠杆主体的预期目标.政府通过税收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有目的的调节,使纳税人的行为朝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这一机制就是税收调节的杠杆原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因政府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而自动产生的.虽然政府征税是强制的,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自动产生的,是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税收环境的变化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自愿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过程.假如市场主体不能根据政府提供的税收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只能以牺牲自己的更多的利益为代价.
　　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对非均衡市场实施调控,主要表现为对经济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的调控.经济的供给总量和经济的需求总量二者应该保持大体上的平衡.如果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另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对经济发展中的两种不平衡的状态,都需要政府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控.税收调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政府征税会降低总需求GNP水平,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人们的消费.因此可以说,税收趋于降低人们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数量,降低人们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如果投资和政府开支保持不变,税收会使总需求减少,从而降低实际的GNP.政府征税对GNP的影响也具有乘数效果.税收乘数是指因政府税收的增加(减少)而引起的GNP减少(增加)的倍数.政府税收的变动会引起GNP的反方向变动,因此,税收乘数为负值,税收乘数小于政府支出乘数.这是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动所引起的总支出的变动,等于自发支出变动和诱发支出变动之和.诱发支出变动是因消费和GNP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
　　政府运用税收变量对非均衡市场的宏观调控机制,假定初始的市场状况是需求大于供给.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现实的需求量为Q1,市场能够提供的供给量为Q0.Q1大于Q0的部分为过度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对需求方的消费课税,单位税额为T.由于政府的课税使消费者的支付价格提高,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消费者的购买量减少,使需求曲线从D降低到D1,市场购买量从Q1降低到Q0,实现了市场均衡.降低到Q0,实现了市场均衡.
　　假定初始的市场状况是供给大于需求,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现实的市场供给量为Q0,而市场的实际需要量为Q1, Q0大于Q1的部分为市场供给的过剩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对生产者的课税,单位税额为T.由于政府对生产者的课税,使生产者的生产规模收缩,市场的供给曲线由S移动到S1的位置,移动的距离由税额T所决定.由于政府的课税使市场的供给减少,实现供求的均衡.
　　三、税收是调控产业结构的经济变量
　　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政府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手段可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节,以引导结构转化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产业结构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包括产业的技术结构、产业的资本构成、产业的地域结构、产业的规模构成和相应的产品构成等.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永恒性主题,也是世界性问题.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蓬勃兴起和广泛适用,已使一些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时代迈进.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通过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产业结构调整是大势所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机制.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可以使资源最优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些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信息的完全和对称;充分竞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价格机制起不到最优配置的作用,因而存在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问题.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和后起国家需要赶超型发展,成为政府运用税收政策推动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主要理论依据.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实际上隐含着如下一些假定第一,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决策层有动力和有能力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第二,政府的行政执行系统有动力和有能力有效地推行产业政策;第三,通过产业政策解决问题比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成本更低.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政府的税收调控才是有效率的.在中国,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传统的遗产过多,经济发展又处于赶超阶段,公有制经济处于转制时期,市场主体的市场信息尚不充分,在这种特定的国度下,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政府通过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和财力资助,以此推动与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合理化.税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制定不同的产业税收政策、不同的产品税收政策、不同的地域税收政策等的引导来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税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战略目标,是对不完全竞争或垄断产业的调节.对有效市场的重要偏离因素之一来源于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法影响价格,而当买者或卖者能够左右一种商品的价格时,就被认为出现了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的极端情况是垄断,既唯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某种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当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时,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例如,当惟独一家卖者(垄断者)漫天要价以获取超额利润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况.此时该物品的产出就会低于最有效率的水平,从而,经济的有效性就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就不灵.过高的价格和过低的产出,是伴随不完全竞争或垄断而带来的非效率的重要标志.政府的税收调节就是要解决某些由于不完全竞争或垄断所产生的非效率问题.
　　四、税收是调控市场外部性的经济变量
　　导致市场经济非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溢出效应或称经济外部性,它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它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收益.经济外部性包括正负两个方面.当某一经济单位的产量的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带来无须偿付的收益时,称为生产的外部经济(亦称正外部性);当某一经济的产量的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造成得不到补偿的额外成本时,称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亦称负外部性).概括地讲,一个行动可能在市场之外有助于或有损于它人的利益.最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的实例,就是企业因生产活动排放污水及有毒物质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样,当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使他人获得无须偿付的利益时,称为消费的外部经济;而当某一消费者的消费活动给他人造成得不到补偿的额外负担或成本时,称为消费的外部不经济.如汽车消费产生的尾气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就是典型的消费外部不经济.由于外部效应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无关,所以,往往不会纳入市场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和决策之中,因此市场的压力和吸引力对其不产生作用,只能由公共权力部门的政府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税收法律规则和政府管制措施来解决.当今政府通常对负外部性比对正外部性更为关注.随着社会人口日益稠密,随着能源、化学和其它原材料产量不断提高,负外部性或负的溢出效应已逐渐由微小的麻烦发展成为巨大的威胁.政府对污染的课税,就是解决经济外部性的重要手段.
　　五、税收是调控不公平收入分配的经济变量即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市场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市场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收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努力程度、教育、继承权、要素价格和运气,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可能会同公平的结果相悖.另一个原因是,物品追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满足.富人家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市场失效吗不是.因为市场机制正在做它应该做的工作,即把物品交给那些有货币选票的人.这是收入分配的缺陷,而不是市场的过错.即使是最有效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仅就继承而言,一个人出身于富贵家庭,因继承原因获得大量财产,一夜间成为富翁,而另一个人家庭出身贫寒,未有财产继承,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显然,由于继承原因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是不公平的.要解决这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只能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措施修补市场对收入分配形成的不公.
　　税收能够对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收入的分配都会存在不公平的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市场经济的无情竞争、优胜劣汰,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分配不公.而分配不公,又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荡.因此,要求政府根据收入政策对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实施再分配,以解决收入相差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政府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应遵循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初次分配上更多地体现效率,再分配时更多地体现公平.坚持效率优先,就是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坚持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兼顾公平,就是要避免收入差别的过份悬殊,特别要避免因非劳动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悬殊问题.要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在分配格局和分配规模状态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对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提高的、合理有序的收入差距,在税收政策上予以更多的支持.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前提下,体现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政府的税收政策要有利于调动资本、技术、知识产权、管理才能等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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