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一个国家应实行怎样的制度模式，是历史、生产条件与国家的文化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它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并为实践所证明和检验，因而是科学的。社会制度的科学性就是制度自信的根基源泉。我们的制度自信就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科学制度所具有的真理本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源于其形成过程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其中新中国的建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第一个里程碑，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以形成的第二个里程碑。其科学性深深植根于形成过程的创造实践之中。这是这一制度自信的基本前提和历史基础。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践创造。 
　　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本质的联系和必然的趋势。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始终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其首要的特征。从宏观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从微观上看，它是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各个领域的规律的深刻认识，是进而从“两个文明”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制度构架。比如从制度属性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制度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等。及至人们日常的规章、条例、准则等也同样是发展理念、发展目标、战略制定、实施措施等方面遵从了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发展过程的规律而制定的，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的人本关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超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实践的深入必将促进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因而作为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的社会制度也必将被赋予以新的内涵并构建相应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1]5以前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自有它的历史作用，但是在实践的发展中也日益暴露它的种种弊端，以至葬送整个苏联政权。如在经济上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还积极吸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成分，逐步形成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其显著特征是“一元主导，多样并存”。如在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基本制度，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制度；在文化上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性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可以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超越，才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动力保障[2]。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实际的科学设计。 
　　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76这启示我们，制度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它反映和凝结着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生产关系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邓小平基于对我国发展实践的深入思考，精辟指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选择。从政治建设上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要充分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我国的政治制度充分彰显这样的性质和功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主权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政治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有利于多党派合作，有效地进行参政、议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有效解决中央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之间关系的基本民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不断发展，扩大全体人民参与基层自治管理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是民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有效形式。从经济建设上看，基于我们还处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状况还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情，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要求，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同样，我国的文化制度、社会建设制度等一列制度都是深深植根我国国情实际的伟大创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源于其基本构架的科学性 
　　社会制度的构架既包括这一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包括这一制度的内部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它价值取向的人民性、整体设计的系统性以及其功能作用的巨大优越性。这是这一制度自信的关键和核心。
1. 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人民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人民群众不仅是实践主体，而且也是价值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始终坚持“人民性”。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再到新时期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与时俱进，一直是围绕着人民性来展开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形成与发展也始终以“人民”这一核心主旨贯穿始终。比如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相应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群众的主体观价值观于其中得以充分彰显。诚如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2. 整体设计的系统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制度曾有这样的论述：“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4]53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了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层级关系。对于这些层级关系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也有这样的论述：“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4]251也就是说制度有着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由根本层面的制度、基本层面的制度、具体层面的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不同层面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就中观层面来看，存在着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其中，政治制度直接体现了我们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因而它是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制度；经济制度，既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又体现了中国的“特色”性，同样居于基础地位。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等，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功能作用的优越性。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制度体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而它能够充分保障人民权益，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切实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崇高地位；这一制度体系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己任，因而它能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一制度体系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因而它能够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这一制度体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坚持公平正义，因而它能够不断强化社会建设和保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制度体系还深刻关注生态建设，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真切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旨归，它极大地保持了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源于其实践检验的科学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并依托这一制度的坚强保障，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为实践所创造，其巨大的成效更为实践所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贡献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是这一制度自信的有力佐证和动力。 
　　1. 保障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政治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制度日益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行政体系改革不断深化，使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更加和谐。在经济发展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当前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在文化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在社会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生态文化建设上，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面推进。同样，在军队、国外、外交和党建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及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保障[5]。 
　　2. 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促进和保障了我们事业的发展，同样更从人本的关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从思想观念来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具体制度的规定，不仅赋予了人民的“主权”神圣地位，也赋予了人民群众“平等”、“民主”、“自由”等的价值观念。因此，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与传统社会那种“奴仆”意识的根本决裂。从人民群众的基本素质来看，依托于制度的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许多地区已经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劳动技能、创新能力等也有了极大提高，“中国创造”成为中国发展的符号。从理想信念来看，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共产主义理想日益增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关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的理想、信念。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 促进了世界制度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为宝贵的财富，同样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自己重大的贡献。从价值层面看，一方面，从形式上它开辟人类崭新的社会制度形式，这一制度形式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主义制度的超越。它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书写了灿烂一笔。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生动地展示了人类制度文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从内容上它积极倡导人类共有的价值，谋求“民主”、追求“自由”、倡导“平等”、尊重“人权”、谋求“和平”等，充分彰显了人类制度文明的共同价值。从实践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真切地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制度不仅摒弃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目的的虚伪性，也较好解决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纷争、纠结和矛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成功实践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世界难题，这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等实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努力并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实现的统一，为共同富裕这个人类的共同理想的实现奠定了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逐步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到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6]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完善和优势发挥，美丽中国之梦定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