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探索中分别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奠基性和开创性工作，对社会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 
　　一、萌芽：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认识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社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但在探寻社会主义建设中却蕴含着社会管理的理念雏形，其主要思想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变成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富裕的国家，毛泽东指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在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首要解决的就是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为此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十个命脉问题，其中蕴含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社会管理理念。后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明确地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强调：“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228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一大贡献。 
　　其次，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在新中国初期，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我国局部地区也出现了诸如农民闹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突发事件，这些对于我国新生政权的建设和国家管理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毛泽东立足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在坚持原则性基础上讲求灵活性，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稳定思想：“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1]237。对此，毛泽东从党的自身建设和人民群众两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1]237。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领导干部一定要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1]237。 
　　再次，关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思想。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充分重视，认为社会保障必须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是针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1]28。同时，要科学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基础上，不断增加对农村和农民的资金投入，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针对社会失业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2]71，同时，“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1]74。三是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他认为开展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建立医疗保障体系是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我们必须把它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发展。后来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包括公费医疗、企业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在内的三项医疗保险制度。此外，毛泽东还大力倡导建立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如文化宫、图书馆、体育场馆以及为特殊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的福利设施，包括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聋哑学校等，这些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迫于当时我国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过多地强调的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同时也由于我们党在新中国初期缺乏管理经验，还不可能形成系统科学的社会管理理论，因此，毛泽东关于社会管理的一些论断只是隐约地散布于他的著作之中，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性的语言。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思想所散发出的光芒。 
　　二、建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整体设计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百废待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根据时代主题的转变，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管理所发挥的重要辅助作用，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社会管理思想中的人民性特色。在社会管理活动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和最积极的决定性因素。对此，邓小平指出：“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3]81，即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社会主体。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同时，他还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认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3]368。可以说，邓小平在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社会管理思想中的民主性特色。邓小平认为，过去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如党政不分、机构臃肿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针对此，他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权力下放，实现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这体现了邓小平的多极社会管理格局思想，即使社会管理体制由国家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转变。一方面实现权利下放。邓小平曾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3]145权力下放的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增强基层和企业活力，提高社会管理活动的效率。当然权利下放不代表否认中央领导，而应该在坚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进行。另一方面完善社会监督机制。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监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中的作用。他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包括民主监督在内的民主权利。同时，他还要求切实发挥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社会监督作用，特别是加强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对此，他还明确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3]332 
　　再次，追求社会管理的效益最大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社会管理也必须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而作为社会管理中的关键性因素，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就成为社会管理的最高目标。对此，邓小平要求完善社会的激励机制，提倡既要精神鼓励，又要强调物质刺激。经济方面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完善党的社会管理方法，要求全党比以往更加重视管理。对此，他强调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3]150，即要在社会管理中采取科学的工作方法，实现社会管理效益的最大化。 
　　最后，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邓小平十分关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一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284。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管理的必要前提。为此，他提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制教育，依法严格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为社会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方面提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裕起来，但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4]111。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国家还必须对生活有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救济。 
　　总之，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始终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来思考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有益思想。特别是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体描述已经形成，并进而转化为各行各业的管理思想。可以说，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社会管理思想已经明显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理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打下了框架性的基础建构。 
　　三、统筹：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重点建设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方面从四个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发展。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领导核心，因此，必须大力提升其社会管理的能力。党的社会管理能力包含在党的执政能力中，即要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此，江泽民认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管理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5]279-280。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先进性建设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把先进性教育始终贯穿到社会管理工作中，不仅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更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成效如何，除了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外，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管理社会的积极性，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要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就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此，江泽民十分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并指出：“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6]315对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一方面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要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基层民主管理，特别要重视城市社区建设，“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街道、居委会和群众的力量，不断提高为群众服务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6]315 
　　再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面对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江泽民明确指出：“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7]461对此，他系统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8]。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进一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善于正确处理和妥善协调不同方面的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探索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最后，关注民生问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民生问题作为与人民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部分，其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成败。为此，江泽民高度重视“改善民生”。他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7]14，因此要切实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5]245。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此，江泽民又明确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规定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内容。同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意义。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拥护党的领导，社会管理才能顺利进行。 
　　总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社会管理思想，特别是面对我国社会转型出现的诸多问题，开始着力关注和保障民生，并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党的领导、基层民主、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推进了社会管理的建设。 
　　四、完善：胡锦涛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丰富细化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十六、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国国情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促进社会管理逐步迈入科学化，使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思想逐步趋于完善。 
　　首先，强化社会管理理念。胡锦涛时代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社会管理理念，转变只重发展不重管理的错误观念，“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努力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条件”[9]，即要努力实现向经济社会与社会管理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形成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其次，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政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10]。在党的十八报告中，胡锦涛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足点提出了我国社会管理的六条意见，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11]。每一条都是对我们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最好诠释。 
　　再次，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最新召开的十八大上，他又对这一管理格局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11]。由“管理格局”到“管理体制”的变化，由四方面内容增加到包括“法治保障”在内的五方面内容，不仅是实现科学管理的社会需要，更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管理问题上坚持依法治国的决心。这一社会管理体制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党中央对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党委领导”，即发挥好党委在社会管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努力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和服务优势，使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全覆盖；“政府负责”，即把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好，不断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意识，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社会协同”，即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这是我国社会管理的特色和优势；“公众参与”，即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参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这是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有效形式；“法治保障”，即在法治框架下，实现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与前四个方面一起为社会管理创造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上述五个方面相互促进，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由此可以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十六、十七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管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管理理念，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使得我国社会管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历史演进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管理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都认识到了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等方面的内容；同时，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又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我们党不断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并提出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思想。总之，科学认识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并从历史演进中总结出一些特点和经验，这既有利于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管理体系，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