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拟开设“音乐考古学：当下境况与未来趋向”专栏，欲对已呈现繁荣局面之音乐考古学科做出理性思考。作为十几年来一直关注并努力参与音乐考古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名中国古代音乐史工作者，对《音乐研究》能有如此学科反思与前瞻的自觉表示十分的认同与支持。相信这一举措亦会得到众同仁之称道并做出积极的响应与思考。我们有理由期待与相信这一专栏的最终呈现对音乐考古学科的健康发展与蓬勃走向必将起到有力的参照与指导作用。
　　联系本人学习、科研及教学之实际，窃以为作为个体研究者对“当下境况”的认知离不开与“亲历历史”记忆之对比，而“未来趋向”的建构又需以“当下境况”之认知为前提，故“历史”——“当下”——“未来”便构成了难以割裂的“共同体”。基于此，本文拟定了“为音乐考古学进言：曾说过的、需接着说的及希望看到的”这一标题。希望接下来的言说，能够对音乐考古学的“当下境况”做出一些真实反映，对“未来趋向”做出力所能及的合理建构。
　　笔者是1994年下半年开始接触音乐考古的。当时认真学习了武汉音乐学院聘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项绪成老师为音乐学系同学开设的“考古学通论”这门课。课程结业考试要求每人提交一篇论文。项老师列出了《谈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大标题及与之相关的子标题供大家自由选择，于是我完成了《音乐考古学在考古学对音乐学的作用中生成》这篇习作。文章通过梳理笔者所熟悉的音乐考古材料，初步考察了考古学对音乐学的重要作用：考古学为研究古代乐器发展史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为研究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其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为研究古代音乐活动的环境、场面，唱奏人员的姿势和服式，乐器的配备和安置方式等等，提供了实物资料；考古学帮助我们认识古代各种器乐的用途。可以说考古学对音乐学的积极作用，涉猎面很宽。以上只就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了阐述。正是这种作用促使了考古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音乐考古学的形成。
　　1995年下半年，笔者又认真学习了李幼平师为音乐学系同学开设的“音乐考古学概论”课；修课的同时还认真阅读了幼平师列出的有关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的若干文论，如考古学大家俞伟超的《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而讲》，音乐学家谭冰若、黄翔鹏写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之“音乐考古学”条目，李纯一于《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发表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方建军于《黄钟》1 990年第3期发表的《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金经言译、王昭仁校并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的《用于研究传统的音乐考古学》等；期间还同音乐学系1992级音乐考古研究方向本科生刘立勇、段先利两位同学一起随同幼平师先后对河南郑州、安阳、洛阳、南阳及湖北随州、宜昌、荆州等地文博部门馆藏和考古单位新发掘出土的部分音乐文物，以及相关考古学文化环境、已开展研究之进展与结论等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考察、访问，并参与了郑荣达师指导的在郑州考古研究所开展的音乐文物测音实践等实际操作工作。有了这样一轮修课、读书、田野实践的经历，自觉对音乐考古学科有了初步的认知，于是尝试从音乐考古学的视角写作了《上古琴、瑟研究》一文，完成了硕士论文《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乐律及编制探讨》（其中部分章节分别以《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概况》、《出土东周中原体系青铜编钟编制区域特征探讨》为题发表于《黄钟》1998年第2期、2000年第3期）的写作。
　　1997年下半年笔者硕士毕业，成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一名专职的中国音乐史教师。在教学、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尽管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工作者——尤其是音乐史工作者已深刻认识到音乐考古学对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之重要性，并自觉采用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理论研究。但不可否认，由于缺少对考古学基础理论的认知，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或多或少的误读。于是笔者坚持考古学“就事论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心系音乐考古学的健康成长，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于2000年写作了《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后简称《思考》）一文。文章主要思考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归属、音乐考古的具体操作、音乐考古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理论素质、我们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等问题。笔者以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考古学文化所表象的古代人类社会的音乐历史；音乐考古学在大多数考古学家那里并非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如果要把音乐考古学看作是一门分支学科，其应该归属为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音乐考古学的基本操作步骤也许可描述为：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诸如乐器、乐谱、音乐形象、音乐铭刻等，查找、汇总《考古学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刊物、著述上呈现的相关资料，确定其时空关系，开展相关的专题乃至综合研究；音乐考古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理论素质主要应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音乐学的，另一部分是考古学的；从事音乐考古的工作者只有基本理论——特别是考古学基础理论素质得到了提高，只有通过向考古工作者虚心学习、请教，只有能够准确地驾驭考古资料，学科才会日趋成熟，工作才会做得更好。
　　2002年笔者完成了博士论文《钟律研究》的写作。结合“钟律”论题，文中专设一章，对音乐考古中运用测音数据开展编钟律制研究之路径进行了反思。后以《测音数据在编钟律制研究中的可信度分析》为题整理发表于《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笔者以为，根据现代人击奏古编钟获得的测音数据去“推论”编钟的律制，是律学研究中极“危险”的一个误区。
　　2002年下半年笔者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武汉音乐学院工作。同年12月11日，我目睹了中国第一个音乐考古中心在楚地武汉音乐学院挂牌成立的盛况。来自北京、天津、河南、山东、湖南及武汉的文博、音乐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了挂牌典礼。仪式后，围绕音乐考古的学科建设问题展开了研讨。紧接着我又有幸会同幼平师等音乐考古中心成员作为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音乐考古发掘工作小组的成员，亲临发掘现场并参与了相关考古发掘的工作。经历了上述可谓“一气呵成”的一为理论探讨、一为实践体验之两大事件后，我又有了一些心得，于是2003年写作了《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再思考》一文。笔者认为：音乐考古应坚持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来审视音乐考古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每一步都是必须的，如果因为分型分式及文化分析不是音乐学工作者的强项而试图放弃，那无疑是“知难而退”，如此下去，音乐考古则难以全面、健康的发展；音乐考古应继承考古学的优良传统，考古学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行文上“迄今为止”是考古学的行话，“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是考古学者的口头禅，作为与考古学紧密相关的音乐考古无疑应继承考古学的这些优良传统；音乐考古工作者应努力创造条件，促使音乐考古具有田野、案头的双重属性，音乐考古工作者只有想方设法亲临考古发掘现场，参与音乐文物的发掘工作，促使音乐考古的工作具有田野、案头的双重属性，才能改变以往音乐考古单一的案头工作性质，进而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他人的成果，更加有的放矢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总之，音乐考古学科要发展就必须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不断吸收一切有利于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理论、方法。 2008年12月8日，由湖北省文化厅、中共随州市委市政府和武汉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湖北随州举行，笔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并宣讲《曾侯乙编钟之音乐考古资料与考古学成果辨——兼谈音乐考古资料与音乐考古学概念之差异》一文。文章在较为细致地列举了“曾侯乙编钟之音乐考古资料”、“曾侯乙编钟之音乐考古学成果”的基础上，辨析了二者的差异：田野发掘记录下来的用作音乐考古依据的有关曾侯乙编钟的材料即为曾侯乙编钟的音乐考古资料，推而广之，田野发掘记录下来的用作音乐考古依据的有关材料即为音乐考古资料；而依据音乐考古资料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认识即为音乐考古学；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讲具有“一成不变性”，后者则具有“变动性”。记录里的音乐考古就是音乐考古资料，解喻中的音乐考古就是音乐考古学。由于人们的总体认识是由浅入深的，阅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又会引起在同一事项的认识上存在差异，所以对音乐考古资料的解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以上言说多为笔者过去曾说过的，可看作是亲历音乐考古的部分记忆。毫无疑问，笔者能说出与音乐考古学科建设相关的一些话，客观上得益于音乐考古学科不断发展这一大环境的熏陶。音乐考古学科已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有目共睹。从本专栏约稿函中写道的“音乐考古从文物鉴识到乐音追踪，从研究手段到学科之初创，及至于新世纪以来的人才辈出、专著涌现、机构设立、群贤辐辏”，不难领略到音乐考古充满生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面对成绩，我们似不应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应时常反思，及时调整，不断进取。
　　下面笔者要接着说的是基于上述认识而斗胆提出的几点建设性意见，希望能与大家共勉。
　　（一）面对他人，我们的心胸还可更开阔一些。心胸是气量、度量，是对他人宽容的限度。因通常我们习惯把“心胸”与人的品质挂钩，故在谈及学术问题时，很多时候人们会有意回避之，很少将其摆到桌面上言说，充其量是同僚好友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里郑重将其提出是因为笔者在一些学术活动场合、平台发现，我们的不少自以为功成名就的“大家”，缺乏倾听他人讲话、阅读他人论述的耐心，这不仅表现在对后学的轻视，更表现在对前辈的不屑。大有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里之感。到如今不仅有“大家”如此这般，刚毕业的博士乃至硕士也不乏其人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往往很可贵地表现在只认可对自己还算有用的师傅，而忽略了对他人学术上的必要尊重。窃以为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对待不同见解特别是因不同师承而存在的见解差异，应开展必要的商榷、讨论，而不应盲目排他。显然，如果失去了听清楚、读真切别人见解的“耐心”，也就失去了对学术的起码尊重，因此也就无法维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长此以往势必会抑制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健康持续发展，给几代人不懈努力业已成就的音乐考古事业带来不良影响。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的心胸理应更开阔一些。
　　（二）面对课题，我们的素质还可再提高一些。在《思考》文中，我已谈及过音乐考古工作者应具备的理论素质问题。其实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应是理论工作者一生的追求。而作为问题在这里特别提出是因为笔者发现当下不少研究者很多时候正是由于从事某一课题研究的基本素质之缺失，致使费尽心血构架起的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字的“高楼大厦”，往往随着非常基础问题之提出追问，便“摇摇欲坠乃至瞬间坍塌”。如有学者借助石窟壁画、画像砖（石）等提供的图像或形象类音乐考古材料开展弹拨类乐器之形制与演奏形态乃至音乐形态的研究，径直将相关图像或形象作为实物再现进行考察，并得出不留余地的认识结论。岂不知作为视觉艺术的图像或形象并非现实的完全真实再现而只是一种艺术的再现罢了，因此其提供的相关信息充其量是一种历史的可能而并非历史的真实。再如，有学者借助出土先秦编钟考古材料开展先秦编钟的组合研究，将曾侯乙编钟看作是大型组合编钟的顶峰之作，因而以此为切入点爬梳构架起大型组合编钟的产生、发展、成熟乃至辉煌的过程。问题是从“乐”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能够肯定曾侯乙编钟确为一套编钟？（参见发表于《黄钟》2009年第2期之拙作《一套亦或数套乎？——曾侯乙编钟编制问题之我见》）如不然我们又当如何开展工作呢？我们似不应忘记我们的工作是借助音乐考古资料开展的历史探究，理应有较为可信的逻辑起点，否则作为历史学成果，其存在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音乐考古学工作者较高的考古学、音乐学乃至大文化素质是获得课题研究准确逻辑起点的有力保证。
　　（三）面对学科建设，我们的责任感可再增强一些。音乐考古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一位音乐考古工作者，都应自觉地将自己归于学科建设的同类项中，以平和的心态、高度的责任感不断增强学科建设的合力，推动学科持续发展。而不应忽东忽西，时而激情万丈，时而灰心沮丧。如在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上，窃以为考古学通论课应成为学生不可动摇的必修课，而不应今天来了兴趣就开课，明天觉得没意思便停课。当然由于人才培养单位师资条件的限制，保持这门课程的常设不断肯定是有困难的。但想想它对我们每一位学子真正踏上音乐考古事业征程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我们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再如，经充分论证后设立的音乐考古机构应有明确的工作职能，而不应挂个牌牌，形同虚设，任其自生自灭。这对宝贵的人力物力资源无疑都是极大的浪费。又如，“博物馆式古乐复原展演”其既是博物馆音乐文物陈列的延伸与补充，更是音乐考古成果的“历史性展演”。力图展现历史本色应成为古乐复原的目标。展演者有责任对已知的展演中存在的与历史不符的相关信息向观众做出如实的说明交代，以利于观众真切历史感的建立。如把古筝、虎座鸟架鼓之类乐器参与其中的古乐展演说成是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的展演，无论如何都有对历史、对观众不负责任之嫌。
　　最后要说的也就是笔者希望看到的，权作笔者心目中的音乐考古学科的“未来趋向”吧。
　　于音乐考古学科自身而言，笔者希望看到能有一支心胸开阔、责任心强、素质过硬、充满灵动的队伍；能有非常开阔的研究视野——可是物质的，亦可是社会的，还可是意识形态的：各地方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展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于音乐考古学同音乐史学的关系而言，如同考古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学，音乐考古学亦应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史学，因其有着特殊的研究材料与独特的技术方法，因此笔者希望看到音乐考古学能为普通音乐史学提供考古学的技术方法指导，以促进音乐史学的发展。
　　音乐考古学一定会一如既往地健康前行，我们应期待并身体力行！
　　作者单位：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