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以上党梆子这一多声腔剧种为个案，对上党梆子"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传播至上党的途径与可能性做了辨析，并对枣梆、西调这两大上党梆子嫡系姊妹剧种与上党梆子的渊源关系进行了分析，着重探讨上党梆子在传播交流过程中，是如何在本土音乐基础上与异地音乐碰撞、融合而产生变异的，进而对传统音乐的异地传播与流变现象提供一个个案参考。

关键词：上党梆子音乐传播学流变乐籍制度

上党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省东南部，是一个包含“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这种五腔同台共演却又能各自发展，形成粗犷与细腻并存的多声腔剧种，在全国现存梆子戏中较为少见。因此，可以说上党梆子不是一个大剧种，却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剧种。关于上党梆子五种声腔的源流，柴广育《上党梆子：从多声腔到梆子腔探析》（《音乐研究》，2011年第2期）、王丹丹《上党梆子生成发展中几个问题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两篇文论中已有较为深入、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五种声腔是如何传播至上党的。

一、昆、梆、罗、卷、黄五腔传入上党的可能性分析
　　我们首先需要对上党的文化地理背景有所认识。“上党”一词，源于秦置上党郡，自古为战略要地。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今天上党地区主要以长治（明潞安府）、晋城（清泽州府）两地为中心。从秦至清，这里都是多级行政治所所在地。项阳先生对这种影响有过精辟的表达：“衙署林立、经济发达、乐籍众多，王府、地方官府之官员、文人雅士以及同城民众方有幸能够浸润在多种音声形态的滋养之中，共同培育作为引领明清音声技艺潮流的戏曲文化土壤和生存空间……”①以下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五种声腔传播至上党的可能性与传播途径。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官腔”，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喜爱、认同，进而被国家给予制度性规定得以在乐籍体系下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昆曲彰显的明代，上党梆子的主要流行地潞州有王府存在，昆曲作为制度性规定的官戏，传播至上党实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对于梆子腔，尽管学界对其源流存有争议，但是形成于明末清初的陕西、山西毗邻地却是毋庸置疑的。据已有相关文献考证，在雍正解除乐籍制度之前，梆子腔就已存在于陕西、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只是“梆子腔、特别是罗腔在乐籍制度解除之前尚未成熟到足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程度，所以在乐籍制度禁除之后更多地趋于地方化的发展。”②
　　皮黄腔“成名”时（四大徽班进京）已是乾隆末年（1790年）。冯光钰先生认为：“根据现存清代题壁记载，‘黄戏’（即后来的上党皮黄）至迟在乾隆时已有剧目演出。也就是说，此前徽班的传播是上党皮黄产生的直接导因。”③因此，认为上党皮黄是受京剧影响而从北京传播至上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笔者以为，徽班携黄戏至上党，可能与徽商、泽商、潞商之间的商贸往来有关。
　　罗戏、卷戏作为一种小戏，无论其发源地在何处，但从其盛行地河南北部传入上党的说法已基本成为共识。与皮黄传入上党基本类似，尽管未对其传播途径进行过考证，但是与上党邻近的地缘以及上党当时与外界的商贸往来等等都是可能的传播途径。

二、上党梆子异地传播情况分析
　　以上对五种声腔传入上党的可能性与传播途径进行了梳理。那么，上党梆子异地传播情况怎样呢？目前已得到考证的有枣梆和西调两个上党梆子嫡系姊妹剧种。另外还有像怀梆、莱芜梆子和东路梆子（又名章丘梆子）等剧种，在唱腔、板式、旋法等方面也与上党梆子唱腔很相似，但因无可信的史料考证，我们暂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主要分析上党梆子与山东枣梆和河北西调的“血缘”关系。
　　据栗守田主编的《上党梆子》一书介绍：
　　“远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鲁西南曹州府（今菏泽市）一带，就有不少上党商人经商。他们在年后或夏秋夜晚，常常打起锣鼓，坐唱上党梆子，一来作为消遣，而来聊解思乡之情。年代长了，这种腔调也深受本地人民喜爱。光绪初年，上党地区遭了特大旱灾。壶关县乐意班（俗名‘十万班’）就曾在郓城一带演出一年多，进一步加深了上党梆子在该地区的影响。之后不久，凤台县（今晋城）望城头村艺名‘大闺女’的上党梆子旦角潘朝绪在梁山县的方庙设帐授徒。接着就有个义盛班出现。……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④
　　后来，前几辈的艺人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吸收本地剧种的精华，融合了当地一些民间小调的风格，从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枣梆。
　　西调的形成与枣梆类似：
　　“据当地老艺人传说，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就有泽州府的戏班到此地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绪初，山西省遭了特大旱灾……适肥乡县申营村有一申老永到山西经商……他见上党梆子艺人无法生活，就建议他们组班到河北演出。望城头村上党梆子艺人田书德就联络同行，随申老永到了河北……（后）留在河北设帐授徒，精心传艺……这样一批又一批地，为西调培育了大批人才。”⑤
　　以上两剧种的形成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首先，这两个剧种诞生之地与上党地区毗邻，方便交流，这是地缘优势；第二，“商路即戏路”。上党商人到山东、河北经商，产生了商贸往来，因此戏曲也随之得到传播。第三，光绪初年的“旱灾”令上党梆子艺人迫于生计带着乐班在邻近省市四处演出。
　　上党梆子传至山东、河北两地后，不久就被当地艺人进行加工、改编，衍化成新的剧种。为什么没有保持原样呢？原因有两个：一、适应性；二、地方化。“当一个声腔传播至异地时，首先要看它能否适应当地的文化土壤，能否适应当地人民的审美口味，若适应并被当地接受后，还要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使之地方化，衍化出为当地群众所喜爱的腔调。否则，外来的声腔将要被拒斥在外。要使声腔达到在异地适应和地方化，必须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⑥这也就是，对于传统音乐来说，为何带唱词的音乐形式（民歌、戏曲、曲艺）较之无唱词的（民族器乐）在传播过程中更易于发生流变。上党梆子五种声腔，形成粗犷与细腻并存的多样化风格，可以适合不同观众的审美口味，但是北方人民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他们更愿意听热烈奔放的梆子戏，因此尽管早期上党艺人将上党梆子多声腔传给了山东、河北的艺人，但最终保存下来、发展的比较好的仍然是梆子戏。这种情况在上党地区上党梆子的发展后期也基本是这种情况，目前除还少演些上党皮黄外，几乎就只剩下梆子戏了，昆、罗、卷已基本退出舞台了。
　　多年来，上党梆子与其嫡系姊妹剧种一直保持着一种亲缘关系。枣梆、西调数次到上党地区进行“探亲演出”，上党梆子剧团也多次应邀和姊妹剧种进行交流。它们经常是台上同演、台下座谈，切磋技艺。今天，上党梆子、枣梆、西调都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三、上党梆子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笔者一直在思索一个现象，那就是如此富有特色的上党梆子剧种今天为什么不像京剧、河南豫剧、河北评剧、安徽黄梅戏等剧种一样全国性流传（尽管受流行音乐的冲击，这些剧种也处于濒危状态，但相比上党梆子，对听众的熟悉度来讲要好得多），而只是在晋东南一代盛行（当然全国300多个戏曲剧种，存在这种情况的也不只是上党梆子）？是不够“好听”？还是宣传力度不够？亦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1.首先是语言因素。方言是一个剧种难以广泛流行的障碍，但同时又是一个剧种的生命力所在。那么，同样使用方言，为何豫剧、黄梅戏却如此流行？笔者以为，这与它们发展过程中在保持当地方言的基础上，为增强语言的“可懂度”，适当改造以接近普通话有关。以黄梅戏为例，它的基础方言为安庆方言，属于北方官话江淮次方言区。受“样板戏”的影响，黄梅戏在“文革”期间被“京化”，其语言也趋近“普通话”。而后来兴起的“戏歌”更进一步加速了黄梅戏语言的“京化”。这种做法为更多人喜爱黄梅戏扫除了语言障碍，不过相比用地道方言演唱的黄梅戏要逊色得多。豫剧的诞生地河南，其语言在历史上也属于中原官话区，因此豫剧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语言也占具一定的优势；而今，晋剧表演艺术家王爱爱能够走出山西为全国观众所喜爱，与其在语言、语音上向“普通话”的调整有很大关系。对于上党梆子，其浓郁的地方特色与其丰富的晋东南方言密不可分。其中，唱词中保留大量的入声字，大量叠音词、语气词、俗语歇后语的运用都是其特色之处⑦，当然比起普通话来也是其难懂之处。不过近年来，上党梆子表演名家张保平、吴国华、张爱珍等梅花奖获得者在参加新剧目展演以及赴京演出时，也逐渐在语音、语言方面向“普通话”靠近，以使更多的观众能够听懂、接受。不过，戏曲语言的改革需要把握一个度，“一个剧种流播异地后，不能原封不动采用其原生地基础方言，否则就难以赢得广大观众，但是一方面也不能为了迁就异地观众而对其基础方言做彻头彻尾的改变，这样只会使地方戏失去‘地方’特色。”⑧
　　2、唱腔因素。唱腔是剧种的灵魂，也是一个剧种异于其他剧种的核心所在。通俗地讲，唱腔是否“好听”，“朗朗上口”，直接决定了该剧种的流传度和传唱度。这就好比一些经久不衰的歌曲，之所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首先是它的旋律十分“好听”，“朗朗上口”。不过，对于戏曲而言，唱腔是否“好听”对观众来说，品评标准有时并不是统一的，它还与观众所处的地域环境、民风民俗有关。例如，听惯昆曲低回婉转的南方民众听粗狂高亢的北方秦腔就会感觉像在“吵架”；相反，听惯诸如河北梆子等高亢、激昂剧种的北方民众听低回婉转的昆曲也会感觉其过于“柔情似水”；晋东南百姓爱听、爱唱上党梆子，就是因为它那高亢激昂的音调打动了他们，这种音调与晋东南人民爽朗、强硬的性格相吻合，使得他们不论听、唱都感觉很过瘾。被认为是功底最扎实、思想最深厚的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先生评价上党梆子为“具有交响性的剧种”，他被上党梆子优美、激昂的唱腔所打动，并于1974年创作上党梆子交响乐《沙家浜》，1977年创作上党梆子戏曲《红灯照》。这种差异除南北地域差异较明显外，就连同一省份的不同区域，审美差异也很大。以山西为例，同样是梆子戏，对于习惯听梆子腔中略偏“雅”的晋剧民众来说，上党梆子就显得过于“吵闹”，用他们的俗话说就是“听不惯”。因此，不能对一个剧种是否好听进行“一刀切”式的评价，这里还有一个综合因素的问题。
　　3、媒体宣传、传播因素。的确，在今天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现代传媒对一个剧种的宣传、发展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对于上党梆子，目前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1、上党梆子剧团的异地演出。主要以传统意义上“庙会式”下乡演出外为主；2、电子音像及电台戏曲栏目的传播。除了长治、晋城电视台偶尔播放上党梆子唱段外，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还数晋城市电视台举办的“我爱上党戏”栏目了，至开播以来已经播出40多期了，培养了大批戏迷爱好者。3、网络传播。代表性的网站就是“中国上党戏曲网”，下设戏曲新闻、戏迷天地、戏曲采风等多个栏目，是宣传和弘扬上党戏曲的一个重要的平台，比起前两种，这个宣传力度是最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海外游子，他们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该网站来学习、品味家乡戏。应该说，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上党梆子应该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了，但是据笔者调查，很多人被询问起时仍然感觉陌生。笔者认为，尽管都是现代传媒，地方和中央的影响力相距甚远，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们都喜欢借助像央视春晚、《星光大道》等国家级大舞台进而一炮走红的原因。因此，上党梆子还需要像常香玉、小香玉式的代表人在央视舞台上多进行宣传，同时鼓励年轻的上党梆子演员参加相关的比赛，为上党梆子争取一席之地。
　　当然，宣传是一方面，但是影响其传播面或传唱度的因素还很多。比如，比起豫剧、黄梅戏，上党梆子较高的音区、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式、以四六板、大板等紧打慢唱式的板式居多使得节奏相对不好把握等都是潜在的因素。

参考文献：
　　[1].冯光钰：《戏曲声腔传播》，华龄出版社，2000年版。
　　[2].栗守田主编《上党梆子》（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项阳：《轮值轮训制——中国传统音乐主脉传承之所在》，《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
　　作者简介：董郑峰（1984—），男（汉），山西阳城人，硕士，教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本论文发表于《音乐时空2》013年5期，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本站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