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肯尼斯·伯克是新修辞学奠基人,“戏剧主义”和“同一”理论是其修辞学的核心内容。本文在此尝试用其新修辞学理论分析赵本山小品《卖拐》,通过戏剧五位一体理论揭示《小品》中人物一系列表演背后的修辞动机,同时运用“同一”理论展现了演讲者如何一步步地将其动机传递给受话者,使其与发话者达成同一、诱发行动。
关键词:伯克;戏剧五位一体;同一;小品《卖拐》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林德曼曾对伯克评价道:“在20世纪,对修辞学影响最大的是肯尼斯·伯克。”1休·顿肯(1964)曾说得更具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谁要是写关于交际的文章,不论他是多么有独创性,都会重复伯克说的话。”2可见伯克是西方修辞学举足轻重的人物。伯克以其特立独行的思想出现于美国的学术界,他是新修辞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20世纪60年代之后,他的观点被人们广泛地注意与认同,成为西方修辞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正在兴起的中国修辞学而言,伯克的思想也是相当的有吸引力。众多修辞学学者和学生运用他的观点和理论来研究中外修辞现象,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为中国修辞学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路。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伯克的新修辞学理论中的“同一”理论和戏剧主义五位一体来分析中国喜剧小品《卖拐》,分析小品人物和小品本身的修辞行为。
一、伯克的“同一”理论修辞观
在亚里士多德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伯克将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引发行动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Burk 1969:41)。伯克认为,修辞活动的本质和标志就是“同一”,人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同一性的过程中。这样,修辞就不单单是一种“劝说”行为,而是试图自然的沟通,避免隔离状态,达到相互认同的一种行为模式。
伯克的“同一”论中有三种获得认同的方式,即“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与“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3同情认同,主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促进观点的认同。例如,在受众大部分为“农民工”的场合,农民工身份或者农民工出身的发言者较为容易获得听众的同一。伯克认为同情认同最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劝说”,但同情认同的涵盖面和意义更广泛。对立认同,是“一种通过分裂(segregation)而达成凝聚(congregation)的最迫切的形式”4。这种是遇到更大威胁时的临时聚合,例如在商务谈判中互不相让的对手在碰到劫匪抢劫行凶时,临时组成的同盟。误同,则是第三种认同——“误同”是伯克同一理论中最深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观念。误同经常的表现形式在于人对自身的处境的误同上。在科技发达的当今,产生误同的情况很多,驾驶交通工具时,人们往往将速度认同为自己的能力,而对自己非常欣赏。观看影视剧时,观众往往认为自己处于主角所在的场景,因而感到恐惧、伤心、喜悦等等。
二、戏剧主义的五位一体
戏剧主义是伯克用来找寻修辞动机的实践方法,他引用了戏剧主义,认为人就是在现实中活动,世界就是个大舞台,引用戏剧主义可以更清晰地去找到修辞者的动机。同样,也可以通过研究找到实现动机的更恰当的修辞。他将修辞活动分为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是“行为”(act)、“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场景”(scene)和“目的” (purpose) 5,五位一体是指这五个要素的关系比,按照数学排列组合的方式,将五个要素两两放置,就得到10组关系比,如行为—执行者、行为—方法等,再将前后顺序调换,同样得到10组关系,每一对中的两个元素都构成因果关系,文本或话语中的每对关系比反映了不同的现实世界,而修辞者为了传达他的修辞动机就会特别突出某一关系比。这些主导的关系或者关系比就成为探究“动机”的“钥匙”。
三、对《卖拐》的修辞艺术分析
小品,这里特指的是舞台表现形式,是社会生活的高度浓缩,也是戏剧的一个部分。小品通常没有具体的社会背景、没有丰富的人物,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是一种为中国广大观众喜爱的舞台艺术。小品有其显著的特征,所有的舞台要素几乎都需要通过演员的语言来描述,虽然这种艺术高于生活本身,却来源于生活,并不妨碍对其修辞的分析。《卖拐》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除夕晚会上的一个节目,主要内容是讲述一个人(赵本山扮演)将拐杖卖给双脚完好的陌生人(范伟扮演)的滑稽故事。“赵”(为方便起见,所有剧中角色都用演员的姓氏代替,如“大忽悠”用“赵”代替)的动机就是为了让“范”相信他的话,将拐买走。小品中,“赵”为了实现自己的动机,运用各种手段,借助各种要素,实现了近乎完美的修辞活动。下面将用戏剧主义“五位一体”和“同一”理论对该小品进行分析。根据故事的情节可以将小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夫妻二人的登台
高秀敏:啊~大忽悠!大忽悠!
……
赵本山: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么?
高秀敏: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赵本山: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
赵本山: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找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高秀敏:那你恁么地你不是骗人么?
……
场景:街头路边
执行者:大忽悠(“赵”)和妻子
行为:对话、聊天
在这个情节中,主要是小品演员和观众之间发生的修辞行为。小品开始,没有描述具体的场景,只是通过对话,概略地介绍了“赵”的各种生活的场景。执行者—场景的关系比最为强调,同时又凸显执行者的要素,这样在简短的交流中,就可以让人很清晰的认识到“执行者”的性格,较为无厘头,没有特别明显的恶行,是个很狡猾的小市民形象。而在这两位演员的交流中,夫妻间相互斗嘴的氛围很浓,很容易让观众产生误同——自己是站在妻子的角度上发出和得到的信息,说明大家有共同的原则和信仰,值得相信,从而认同小品既定的人物形象。为后续情节的真实性做好铺垫。
第二部分:卖拐成功
在厨师“范”登场后因为一个误会来到“赵”夫妻身边,“赵”先以大声和妻子聊天的形式编造一个莫须有的严重的病,引起了“范”的注意。而后“赵”通过语言和行为的判断,猜测出厨师身份后,赢得其信任,再借助他对自己信任将“范”的视听混淆,让他真的相信自己得上了怪病,而且非使用拐杖不可,再通过语言挤兑成功地让“范”将所有的钱和随身的自行车都给了“赵”。
在这段精彩的表演中,就小品本身而言,戏剧主义的五要素简单明了,不做讨论,主要讨论的是“赵”的一系列语言、行为所代表的修辞活动中的戏剧五要素。在这个过程中,“赵”的言语行为为“范”勾画出若干场景,让“范”掉入自己的“陷阱”。
场景1:病入膏肓
场景2:在饭店工作
场景3:以后的生活
执行者:“范”
方法:听从“赵”的劝说
行为:使用拐杖
目的:获得健康
在前期表演的铺垫下,“赵”充分发挥其“忽悠”能力,先是用简短的语言引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赵”使用了对立认同。在“范”对他们在街边高声说话的行为不认同准备离开时,“赵”却用言语和行为为“范”构建了一个无法面对的巨大困难。接着又虚构了自己曾经面对过同样的困难,这样他们就拥有了共同的敌人。“赵”通过自己巧妙的修辞技巧让“范”相信只有拄拐才可以健康,让“范”接受使用拐杖的行为。在这个修辞过程中行为—场景为主要关系比,而且行为是这个关系比重中的主导因素,只有按照“赵”的想法去做,才可以达到想要的场景。于是不难判断出,赵的一系列修辞活动的动机就是要让“范”对其信任,买走拐。很明显在引起注意、赢得信任、听任摆布的连环过程中,“赵”大量运用修辞手段达到与“范”同一的目的。
赵本山:站下~非常严重。
高秀敏:啥呀?
赵本山:太严重了。
范 伟:说啥呐?
赵本山:呵呵,没你事儿~
高秀敏:什么完应严重啊?
赵本山:应该告诉他~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儿,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儿~呵呵~没事儿~走~
范 伟: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赵本山: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
范 伟: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啥呀这是~ 我看这腿怎么回事~
……
范 伟: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首先是对立同一,“范”一开始并不愿与其交流,但在病的恐惧下,“范”暂时放弃了不想和“赵”交流的意见,准备一问究竟。此时,“范”对“赵”有了一定的认同。接着,“赵”通过观察和经验以及话语试探,猜测出“范”的职业,赢得初步信任。这其中有误同的成分,认为“赵”既然可以看出自己的职业,也就可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所以任其摆布,在经历了一系列滑稽的举动后,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范”完全信任了“赵”。此时,“赵”趁热打铁,装着自己也患有类似病症,在行动上也极尽夸张,让“范”有了同情认同,对“赵”深信不疑,甚至在“高”看不下去,劝他离开、不要他自行车的时候都无法认同。
第三部分:离场话别
高秀敏:你这么做是不有点太过分了你呀?
赵本山:过啥分,他还得谢咱呢
范 伟:谢谢噢!
赵本山:你看看!
(范伟拄拐下场)
赵本山:瞅啥呀?你咋的心疼了咋的?走,换个地方!
高秀敏:还干啥去呀?
赵本山: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这段表演,是小品的结尾,所强调的关系比是行动—人物,主要要素是人物。对于人物进行进一步刻画,在完成了一次无厘头甚至连蒙带骗的交易后,大忽悠仍然想将此活动继续下去,人物形象更令人印象深刻。小品在营造荒诞的戏剧五要素过程中,也通过误同、同情认同等方式让观众认同事情在现实发生的可能性,才可以实现本身针砭时弊的作用。
四、结论
任何语篇都隐含着相应的动机,任何修辞都是为其动机服务,都可以通过戏剧主义的五要素进行分析,在以劝说为目的的买卖过程中,同一性得到很好的体现。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由于文化背景、语言模式的不同,如“拐卖”、“忽悠”等带有比喻含义的笑点无法让西方广泛认同,但是新修辞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的修辞现象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志勇,杨涛.英语修辞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J].外语教学,2001:68.
2.邓志勇.西方“新修辞学”及其主要特点[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94.
3. Burke,K.A.A Rhetoric of Motive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172.
4. [美]肯尼斯·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话语批评[M].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161.
5.鞠玉梅.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述评:戏剧五位一体理[J].外语学刊,2003(1):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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