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作品中的“军队”意象解读
谭 怡 韩炜炜
（上海大学文学院 200000）
摘要：王朔作品中出现了不少“军队”以及跟“军队”有关的意象，本文通过对这些意象的解读，发现了作者对于“军队”既敬仰又调侃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跟其童年时代经历的“文革”这一重大时代背景有关的。然而，当这种“军队”意象在新的时代成为一代人的“过去”，原先“军队”那种崇高已经被时代淡化，王朔这些拥有同样“过去”的一代人开始突然失落了生活的信仰和目标，因此，无可奈何的，他们怀疑自己的梦想，也怀疑自己的责任感。
关键词：王朔；军队；回忆；责任感；过去
从王朔的主要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寻一下这种意象的存在形式。在《空中小姐》中，“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在《顽主》里，主人公于观的爸爸是个“腰板笔直的穿着摘去领章的军装的老头子”；《动物凶猛》和《看上去很美》里的主人公都住在一个“部队大院”里；《过把瘾就死》和《青春无悔》中的主人公分别都请昔日的战友来家里吃饭怀旧。因此，这种现象产生的覆盖面之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深究。
一、王朔对“军队”意象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得出，除了早期还未凸显王朔风格的作品《等待》《海鸥的故事》以及《长长的鱼线》之外，以后的所有作品都没有正面描写过军队生活或者军队印象。而作为早期作品的《空中小姐》中，主人公的活动一开始还是发生在那个“我”在海军服役时停留的海边城市，而之后，俩人的感情发展就决然转移到了“我”转业后的城市。这时候，可以看出，军队生活已经渐渐从王朔作品的中心舞台退场，渐渐走向了幕后。之后的所有作品中的“军队”意象就几乎一直作为一种叙述背景和记忆出现了。在《动物凶猛》和《看上去很美》中，“我们”这一群孩子的儿童直到青春期生活都跟“部队大院”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这两部作品中“军队”家属的背景还相当强化并且清晰的话，那么在《过把瘾就死》和《青春无悔》等作品中，“军队”的意象就离开故事很淡很远了。虽然，从正面描写到侧面描写，再成为故事背景，这些“军队”意象从王朔作品中确实呈现了一种渐远的趋势，但是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渐渐弱化。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王朔最新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对这个意象的处理并不是最淡化的，反而可以说是分量最大、对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影响最直接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王朔作品中对“军队”意象的描述并没有中断或丢弃过，而是一直不同程度的对其作品产生作用。
二、王朔对“军队”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然而，从作品中人物对“军队”以及有关的“政治话语”的叙述和评论上，我们却又可以看到既爱又恨、既尊重又戏谑的矛盾态度。在《看上去很美》中，有一段对于大院门口站岗战士的描写，“这些兵拿的都是真枪啊！小朋友们格外敬畏那枪刺上的凹进去的血槽，看得入迷……最爱看的是这些兵敬礼。”从小孩子的眼中看到了他们对战士的敬畏和羡慕。然而，在《顽主》中，对“军队”的漫画式戏仿又显示了另一种态度，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此激动和奋不顾身地冲向食物的人物：“衣冠楚楚的男女……像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乌鸦鸦地移动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这里，人群为了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而蜂拥冲向食物的姿态竟然拿来比作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和庄严的步兵方阵，就成功的将苏联军队这一崇高严肃的形象拉入了世俗的层面，消解了“军队”的宏大和崇高。尽管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但是这种冲突却在王朔作品中频频出现，因此，不能简单的将它归于一种“失误”，而这种相互矛盾的处理方式用单纯的对于“军队”的褒或贬来解释也是明显行不通的。而导致王朔如此矛盾的一种处理方式的，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对王朔造成深远影响的童年记忆。“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比如林彪事件，还有‘四人帮’，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一直到王朔说这些话的90年代末，他仍然认为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因此，给那时青春期的他留下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空前的政治动乱对人们，尤其是思想正在定型的青少年的创伤是难以想象的。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明的混沌年代，对世界上最严肃庄重事件的怀疑态度就这么产生了，由于最崇高的事情都可以如此“荒唐”，以致于他接下来对于任何崇高的思想或动机都会产生不相信和自然的抵制。
三、对“军队”的态度显示王朔的“责任感”这也体现了王朔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政治、无责任感的所谓没有“人文精神”的作家。在这里王朔对于自己一再强调的“不负责任”似乎也值得重新思考。是不想负责任还是由于不自信认为负不起重大责任所做的自我调侃。对于他来说，自己信奉的处事信条里有一种是“冯小刚哲学”。即，在任何人面前，我先把自己贬的一文不值，这样，别人也就不好对我下手了。另外，王朔对责任感的目标定的过于宏大，实现起来难免做作和困难，不如索性完全抹杀掉自己的责任感，这样，相当于给自己背上了“自我否定”的保护壳，其他评论家对此也就难以下手进行批判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在王朔的作品中，确实会发现一些社会责任感和教化的片段。例如，对于忠贞爱情所作出的牺牲和求全，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上，《浮出海面》中的于晶，在石邑车祸残疾后仍然对他不离不弃，悉心照顾；而《空中小姐》中的阿眉有对于自己本职工作的负责和认真，在一次飞机事故后，她决定牺牲一些个人欢愉来偿付。王朔自己也流露出过自己的这种引导倾向：“创作一些小户人家的爱情故事……占领市场。慢慢地，再作些不露声色的引导。譬如说，你谈完恋爱，是不是可以好好干八小时不磨洋工？人家书里的姑娘嫁人是不要嫁妆的，卷个铺盖卷就住过去，你是不是对你男朋友也客气点？……久而久之，全学好了，全照着书里的人生活了。所以说，这任务还挺光荣。”尽管这些表述是王朔对九十年代之后创作的一种展望和设想，但是我们在已有作品中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比如《我是你爸爸》中对父子关系的思考。很多人从王朔作品中调侃的语气和玩世不恭的人物中断定他是传统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破坏者以及挑战者。但正是上述作品的引导主题对此观点做出了反驳。上述体现社会责任关怀的大都是女性，而且都是象征了主流审美和社会标准的美丽少女——她们都有良好的教育和体面的工作，城市无业游民爱上的不是自己的同类李白玲、杨金丽，而恰恰是女大学生张璐、吴迪和空姐李眉。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在一家饭店作案发现吴迪堕落时的惊愕以及他对那位商人失去理智、置之死地的殴打，象征性的表明了主流上层社会在王朔心目中的位置。”显露出王朔对于社会主流生活的向往和肯定。王朔作品中的责任感还体现在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怀疑的批判精神：不要轻信别人，凡事靠自己。“我是冲着骗人的，精神鸦片式的东西去的。就是劝你别轻信别人。”
因此，他不止一次的将作家和写作看成是假的骗人的，甚至于自己的记忆和文字也会产生欺骗性——“记忆本身不可靠，造成了夸大了自己的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这种怀疑精神进而渗透到作品中的人物心里，变成不相信任何东西的虚无境界。这种失却了信仰的状态当然是与社会潮流的转向有关。当他们准备延续上代人流传下来的政治信仰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从传统的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转轨。之前人们所信奉的功利政治信仰被功利经济信仰所取代，而一直以政治信仰为傲的“大院子女”们一时间又不能接受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宁愿放弃信仰，怀疑一切。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像上代人那样曾经是生活在信仰的时代里，并以此作为奋斗和生活的动力。他们对于信仰完全失去了近乎宗教的虔诚和顶礼膜拜的热情。信仰在他们的心理世界宣告终结。”四、“军队”作为一种“过去”“军队”这一意象在王朔作品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指向的是王朔同代“大院子女”的“过去”。这不仅仅是一种与政治有关的重大主题，还与他们一代人的个人生活融合在一起。从小他们生活就生活在大院中，日常生活的主题加入了一般孩子所没有的军事、政治元素，使得他们在当时那个政治信仰空前统一的时代显得高人一等，充满自豪感，因此，这些孩子头上自然的顶上了一圈傲人的光环。这个光环在他们长大过程中逐渐变幻为一种信仰和生活依托，一种社会优势。但是，当这种生活成为过去，当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变迁后，这种傲人的光环已经不可回头的成为了历史，悄然被人遗忘了。当立于八十年代经济大潮中迷茫四顾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仅存的“大院”历史作为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来抵挡对于当下境况的无力。对他们来说，之前雄厚的资本和优越的地位使他们很难决然放弃这段“过去”而投身经济潮流，因此，沦为“平民”似乎是一个必然，而根深蒂固的“高贵”情结作祟，不免强迫他们不时地将“过去”作为末路英雄的慰藉。因此，在王朔的作品中，王朔将这种“军队”情结作为人生的一层底子，它在过去是那样实实在在，令人踏实，使人有一种实现梦想和奋斗的冲动，这种自信和自豪感是生存的基础；然而，当这种“过去”被社会所淡化的时候，王朔一代人感到个人的历史被覆盖的失落，也就失去了奋斗的底气。王朔作品中出现的“军队”这一意象，不仅是其对于政治信仰和军事理想的单纯抒写，也体现了政治力量赋予的历史责任感，体现在作品中是一种潜在的对社会主流生活的向往。而当这个意象成为王朔以及同代人的共同的“过去”，凄凉和对于过去的夸张抒写就成了王朔作品中一种温暖柔和的底色。
参考文献：[1]葛红兵，朱立冬 编著.《王朔研究资料》， 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王朔.《王朔文集》，200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3]《创作谈（王朔答问） 》，载《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4]常清华.《论王朔的“顽主世界”》，载《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