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郁达夫文艺思想的差异
姚辉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成都610100）
【内容摘要】鲁迅肩负启蒙的重任，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为己任，形成了“为人生”的文艺观；郁达夫在浪漫主义的旗帜下，以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为乐事，大胆暴露，洒脱率真。二者的差异恰好反映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同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鲁迅  郁达夫  文艺思想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0）10- 0088- 04
作家的文艺观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成就，甚至人生道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作家鲁迅与郁达夫，既有许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文学认识，也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和独特观点。鲁迅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最早尝试者，郁达夫则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开先河之人，从二者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可以窥见到文学研究会作家和创造社作家的差异，甚至可以从中看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关于文艺的目的和本质
鲁迅关于文艺目的和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深化的过程。自弃医从文的那一天开始，鲁迅就对文学寄寓了太多的希望，这种希望在现实的际遇中又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他对文学的认识便也因此而产生变化。早期的鲁迅关于文艺本质的认识是不系统的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看重文艺的社会作用，甚至把文学看成了拯救民族的一个重要砝码。立足于唤起民众和改造社会，鲁迅看来，20 世纪初的中国“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他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2]。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3] 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3] 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3]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文学可使人“兴感怡悦”，虽没有直接的实利效用，但文学的职能就是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巨大作用。很显然，鲁迅把文学看作是改变人们精神的最有力的手段，继而这个时期的鲁迅把文学看成是治国良方，这显然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
而另一方面，鲁迅非常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认为文艺的多种社会功用是通过文艺的审美作用而产生的“副产品”，他说“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4]这里鲁迅把审美作用看作了文艺的唯一目的，而把其他社会功用只看作是文艺的“不期之成果”。这种矛盾的文艺观与鲁迅早期过分强调进化论思想、个性主义从而形成的精神启蒙思想密切相关。随着五四新文学的不断发展和对社会认识的日渐深刻，作为反封建的斗士，鲁迅对文艺本质认识更加成熟、深刻，更具有系统性和明确性。在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鲁迅把文艺实践与革命斗争统一起来，形成了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提出文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5]。“为人生而艺术”，自觉地听从革命的“将令”，从事文艺创作。
上世纪30 年代，卢那察尔斯摹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他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论述文艺的本质。从鲁迅的__小说创作看，他以思想家的深刻、文学家的敏锐，实践着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自1918 年《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接连发表了《长明灯》、《故乡》、《风波》、《阿Q正传》和《祝福》等小说。这些小说，篇篇都贯穿了改变国民精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主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呐喊。
如果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在“为人生”的文艺观问题上与文研会不谋而合的话，那么作为创造社中坚的郁达夫，则是主动践行着“为艺术”的文艺观。关于文艺本质的认识，郭沫若的观点集中表达了创造社的看法：“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非没我的、模仿的”[6]。郁达夫当然也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7]。他反对文艺的功利主义，注重主观、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追求文学的全”、“实现文学的美”。
思想上，郁达夫受“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8]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信奉德国施蒂纳“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认为“个性强烈的我们现代的青年，哪一个没有这种自我扩张的信念?”[9]；艺术上，郁达夫对文研会一些作家的所谓“目的小说”不屑一顾，他认为“目的小说的（或宣传小说）的艺术，总脱不了削足适履之弊：百分之九十九，都系没有艺术价值的”[10]，他认为“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11]。以个性解放思想为基础，郁达夫提倡文学应该抒写内心世界，文艺要“表现自我”，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2]，这便构成了郁达夫早期的文艺思想。从这一思想出发，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佐证了自己的文艺观。
以《沉沦》为代表的一系列自我小说，把理想的追求、人性的弱点、放荡的行为、真诚的忏悔等复杂的内心世界大胆暴露、尽情倾诉。正如郭沫若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13]。这种大胆暴露自我的风格对当时的中国文坛是一种颠覆，起到了振聋发聩作用。他和创造社其他作家一道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自我”的主观抒情流派。郁达夫的真诚和率真，得到了20 世纪初期青年人的喜爱和推崇，就是现在，喜欢他的人也为数众多。鲁迅在对中国社会的冷静分析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以文艺为武器，自觉的把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而郁达夫的文艺观则把他的文学创作引向另一个方向：否认文学的社会作用，排斥功利主义;重视表现自我，关注现代国人生存的感性层面。他的笔下既有饮食男女、风花雪月，也有灵魂直白、自然之美。关于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涉及到的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鲁迅与郁达夫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概括起来，鲁迅关于艺术真实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鲁迅说过：“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14]这实际就是说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源泉来自自然和现实生活，“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4]这里的“天物”就是指的自然世界，“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日受，二日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世，能使再现，以成新晶，是谓之作。”[4]文学作品是作家对自然“领会感动”后创作出来的，是自然世界的“再现”。也就是说，鲁迅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看成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受“为人生”思想的指引，鲁迅特别重视文艺的真实性，极力倡导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写出人生，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把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提到了历史的新高度。他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15]鲁迅正是这样的“闯将”，他的那些忧愤深广的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国民的愚昧麻木作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和揭露，真实地、大胆地写出人生的血和肉来。二是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经过加工的艺术真实是为了更深入地反映生活真实。在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鲁迅继而提出，作家“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5]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反映“决不全用这事实”，不是机械的对生活的照搬，而是能动的、是经过“改造”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往往嘴在浙__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5]。显然，鲁迅关于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反映与被反映的简单认识上，他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16]这些论断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文学作品既要反映生活，但又不照搬生活：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艺术的加工是为了更深入地反映生活真实。所以，我们在鲁迅的小说中既可以看到病态现实生活中不幸人们的真实描写，也能从中领悟到经过作家反复提炼、艺术加工和高度概括的深刻思想。鲁迅关于艺术真实的论述，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郁达夫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要复杂一些。
他主要从两个向度去把握艺术真实：一是生活的事实。郁达夫也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他说“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是古今中外一例通称的”，他甚至认为“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10]。因此，郁达大小说的题材，大都选自他熟悉的身边的真人真事，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大多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原型。[1“7] 我们难道因为若写身边杂事，不免要受人骂，反而故意去写些完全为我们所不知道不经验过的谎话倒算真实吗?”[18]可以说，就真实展示知识分子的心理深层来说，当年没有一个作家能及得上郁达夫。正是这一点，郁达夫的作品引起青年的共鸣、倾倒，从中依稀看到自己的愁眉苦脸，破碎的心灵，认识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冷酷环境，从而起到郁达夫所期望的文艺作品以感染、打动和说服读者来达到的教育作用和美的享受。二是作家体验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作为自我小说作家，郁达夫总是把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他反对目的性太强、概念化的文学创作，而是强调作家的所谓个性化体验[1“7] 不大用过他人的事情来做我写作的材料”[19]，主张“作家要重经验。没有经验，而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除非是真有大天才的作家，才能做得成功，像平庸的我辈，想在作品里表现一点力量出来，总要不离开实地的经验，不违背Realism的原则才可以。”[20]这似乎是说，小说家只有写那些自身亲历过的事情，才最为真实。为此，他还提倡日记文学，认为日记体不仅优于第三人称的写法，而且也较一般“第一人称的小说，在真实性的确立上，更有凭藉，更有把握”[21]。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对艺术真实的误解，是偏颇的。但是，郁达夫所强调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情感的“真”则是值得肯定的。封建中国的文坛，就如鲁迅所说充斥的是“瞒和骗”的文艺。如果说鲁迅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的睿智，以小说的形式大胆地揭露了封建中国最真实的本质的话，那么郁达夫则以一个现代作家的坦诚，真实而勇敢地暴露了20 世纪初一代青年生存的困境和生理的苦闷。他的小说“在一个完全没有这真实性存在的当时文坛，能突然给人们降生这篇破垒的印象，实是一件有伟大性的工作”[22]。郁达夫正是用这种不虚伪，不做作的绝对的真实赢得了青年的喜爱和推崇。郁达夫对艺术真实的理解，既有日本私小说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在创作实践中有了超越。这种超越就表现在他突破了“自我”的限制和对生活真实的提炼。
他的小说“所表现的生活，可以说仍然不是个人的，所表现的仍然是现代青年在社会里挣扎生活的缩写”[23]。这就使他的小说形象具有了普遍性和典型性。同时，他的自我小说也不是对生活真实的照搬，而是“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里由作家的天才去剔抉出来的事。”[10]郁达夫小说的素材也是要经过加工、提炼和虚构的。文研会、创造社与鲁迅、郁达夫文研会和创造社是五四时期双峰并峙的两大新文学社团。1921 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主张积极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即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的问题。强调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文学要反映时代，表现社会生活。对新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1921 年成立于日本的创造社，是文学革命中出现的最大的浪漫主义社团。宣扬为艺术而艺术，在文艺思想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尊重自我，重视主观，强调艺术是自我的表现、内心的自然流露；强调文学的本质是感情，以感情为生命，追求文学的全与美，提倡文学的无目的论。而我们从上文的比较中看到，鲁迅与郁达夫文艺思想的差异正是文研会与创造社文艺思想的差异，两个作家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文学社团、两条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虽然鲁迅和郁达夫都有着许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和诗人的气质，但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鲁迅以一个思想家的清醒和深刻，扛起了启（__蒙和拯救的大旗。郁达夫则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描述生活的真实，宣泄着自己的情感。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隐藏于作品文字中间的理性的分析和批判；而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则是来自灵魂的撞击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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