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能三角理论”的简介 
　　（一）“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内容 
　　“不可能三角理论”来源于“欧元之父”蒙代尔，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本人是当今世界主张固定汇率、世界货币、世界中央银行、反对浮动汇率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是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 
　　“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一国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制度之间只能任意择其中之二，也就是出现以下三种选择： 
　　一是保持资本的完全流动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要放弃固定汇率即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政府如果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即不干预货币的供给等，那么货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而不断地上下波动。这时，也就是放弃了稳定的汇率。 
　　二是保持资本的完全流动以及稳定汇率，则要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在此二者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因为资本流动而抵消变动作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本来是有效的，但因为资本自由流动而抵消了其政策作用，此时的货币政策失效，往往该国会丧失货币自主权。 
　　三是保持稳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则会限制资本的流动性。这时会表现为政府加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限制，货币真实价值将难以表现。以美元为例，假设1美元：7人民币，牺牲了资本流动时，美国对外实行美元贬值，1美元：6人民币，实际上是人民币升值了，但由于资本丧失流动性后，这种升值将难以在国内体现。这种国内贬值和国外升值的矛盾会日益加剧，尤其当美国用贬值后的美元购买中国商品后，由于国内并体现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的贸易损失。 
　　（二）蒙代尔选择的放弃 
　　在三个目标的均衡中，如果丧失汇率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则会使一国的货币被迫与另一国或者一揽子货币挂钩。当下美元无疑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尤其亚洲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美元出现波动，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会因此陷入被动境地。如果丧失资本的流动性，则会导致本国的经济封闭，不仅不利于本国开展国际贸易，也与全球化金融趋势不符，甚至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些国家想独善其身也不现实。丧失独立的货币政策，则要求政府不干预货币市场需求。此时本国货币就难以通过自身的杠杆作用对本国经济进行调节，从而间接导致本国的债权减少或者债务增多。 
　　显然在三个目标安排中，蒙代尔更侧重关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稳定汇率，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已是大势所趋，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不可更改和动摇的；再就是他个人主张汇率稳定，毕竟汇率浮动难以避免本国货币会被国际炒家操纵的可能，从而进行货币投机买卖，一旦汇率兑换出现震荡，对被操纵国将是灭顶之灾。只有货币价值稳定，才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大环境。如果说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意味放弃货币主权，那么可以说欧元不失为一个佐证。欧元区放弃各自部分的独立货币政策，谋求汇率稳定，基本上算是实现了其初衷，并带来良好效应：欧元区内的汇率兑换风险大大降低，区内贸易因风险降低而大为活跃，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区内各国有了彼此维系的纽带而互相竞争与帮助，总体实现共同进步。所以，对于蒙代尔而言，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似乎是可以有其他对策来挽救损失的，甚至还可能做到更好。 
　　另外，蒙代尔对于汇率浮动其实还有过明确反对意见的，他有段自己本人的论述，“从1964年开始，我参加了国际货币改革的巴拉乔—普林斯顿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弗里兹·马纳普、罗伯特·特里芬和威廉·福勒组织。各位或许记得，这个小组提出四个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金本位制、浮动汇率、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和世界中央银行。”[3]“各种方案讨论之后，该小组1966年印发一分由小组成员签字的文件，强烈要求采取浮动汇率。我没有签字，福勒打电话问我，不签字是不是就是反对这项建议。我告诉他，是的。我已经得到结论：一般性的采取浮动汇率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倒退。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不归路。非常遗憾，在这样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我不得不与那么多良师益友分道扬镳。”[4] 
　　二、亚洲金融危机回顾 
　　回顾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情况。此次事件将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梳理，并尽量做到简洁、明了。在这次的危机中，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见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在金融危机中的影响。当然，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错综复杂，远远不能用两项基本经济目标而做出充分揭示，但本文的目的并非求全，只是试图证明“不可能三角”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97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两年左右，大体可以初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星期三早晨4：30左右，泰国银行开始打电话向当地和外国银行高管发出重要通告：允许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实行汇率浮动”。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就下降了17%。在于泰铢兑换相关的外币，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被冲击。8月，新加坡元也难逃厄运。10月下旬，危机直逼香港汇率。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港币压力，香港恒生指数一路大跌。但香港特区政府再三强调不会改变现行的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炒家意欲将香港作为“提款机”的企图破灭。11月中旬，韩国爆发金融危机，17日，韩元与美元的兑换跌至1008：1。21日，韩国政府向IMF寻求帮助，暂时控制局面，但到次月中旬，汇率降至1737.60：1，大量在韩国投资的日资企业受到重创。很快，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些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东南亚金融危机演变为彻底的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风暴再起，IMF的援助已经难以继续取得效果，尤其2月11日，当局政府宣布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香港系唯一实行地区），以稳定印尼盾，遭到美国、西欧、IMF的一致反对，甚至IMF扬言撤走对印尼的援助。印尼因此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兑换跌破到10000：1，新元、马币、泰铢、比索再次被殃及。直到4月8日，IMF同印尼的一新经济改革方案协议使局面暂缓。日元也自5、6月份一路大跌，一度接近150：1。国际金融形势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也更加不乐观，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国际炒家瞄准香港，准备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跌至6600多点。特区政府决心回击，金融管理局启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试图吸纳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率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历经一个多月的斗争，国际炒家损失惨重。讽刺的是，这些炒家转战俄罗斯时，俄罗斯当局于8月17日宣布年内卢布兑换美元的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俄罗斯政策突变，导致在其股市投下巨资的炒家元气大伤，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和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此时，亚洲区域性的危机着实上升为全球性意义的，到1998年第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才告结束。 
　　下图为“亚洲金融风险的发生与传染”[5]的表格： 
　　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几个现象，资本的过度流动，货币贬值，汇率变动。所以说，分析资本流动和汇率在危机中的作用是必然所使，以及论证不可能三角理论在危机中的存在也绝非偶然。 
　　三、“不可能三角”理论视角下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原因分析 
　　关于两种理论之说如下：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围绕其原因展开激烈讨论，这次争论之所以激烈，因为涉及到危机对策的负担是由债权方还是债务方承担的问题。关于危机原因大体有两种之说：国内说和国外说。其实两种理论最主要的区别是在责任承担主体上的区别，对于诱因是基本认可：都与资本流动有关，而汇率变动无疑是与资本流动息息相关的，故也在讨论范围。这两大诱因都是在“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内的。 
　　国内说：“导致危机是因为亚洲国家国内固有的经济结构和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造成”[6]，无疑，美国政府和IMF机构是持这种观点，认为通过IMF调整经济结构和高利率、紧缩财政政策等政策可以克服危机。IMF则要求债务人承担解决经济危机的大部分代价。一些资料还显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都会有国际投资热，然后由某种原因突然转向衰败。1930年危机前的“美国对外证券投资热”；1994年墨西哥危机前，70年代该区的贷款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热。 
　　个人的否定理由如下：一是国内固有经济结构问题的外部化会演变为国际化，这就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似乎都体现为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甚至过度自由流动带来的恶果。这种国际性的投资热已经打破国家界限，然而在后果发生后却都归因于一国国内经济结构矛盾，这似乎更像是一种推卸责任。 
　　二是对于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这是以前历次的危机都或多或少沾染的，金钱与权力从来相互联系，这并非足以成为完全责任的理由。按保罗·萨缪尔森的说法，“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美国也有，在韩国、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流行的是一种亚洲式的裙带资本主义”[7]，这不能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因，否则各个国家每时每刻都在危机中。 
　　三是资本的流动性只有在开放的全球环境才能真正充分体现，“亚洲国家的决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资本流入带来的影响，他们本以为鱼与熊掌可以兼得”[8]，这些学者将危机归因于一国国内矛盾导致，似乎隔断了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最起码是绝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观”。 
　　四是这种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体现了资本过度自由流动的另一个侧面。因为资本的趋利性必然会导致其流向似乎更具盈利性的地方，当然此处是否会“高处不胜寒”，是需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风险和陷阱是资本自身无法识别的。这时政府的必要干预和管制成为正当理由，如果当局不恰当的处理，加重危机，应该可以成为承担责任的理由。 
　　国外说：一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资金流动的不稳定性造成了这些国家由兴旺突然转向衰败。此说即源于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俄罗斯货币金融危机中，国际衍生交易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生巨额损失，对国际金融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它进而引起巴西货币危机。纽约联邦银行出手救市，而外界因此留下这次危机受到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影响的印象，但其实这次事件表明“危机远非固有的资本主义裙带关系这么简单，而是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这是各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9]所以，在97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围绕本次危机原因的争论就从国内说转向了对外说。
在承认这种主流观点的前提下，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过一次题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关键问题”的研讨会。与会者达成共识，认为此次金融动荡呈现了两个特点：一、世界上主要的货币（美元、日元、马克等）汇率出现频繁的短期波动；二、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流向新兴市场）波动性增强。如此看来，其中三角结构中的两项重要目标都严重偏离，三角结构也呈现不稳定态势，故国家经济的整体波动也在所难免。当然，本文也是赞成国外说的，因为“不可能三角理论”在国外说中似乎有更深刻的体现。 
　　四、亚洲金融危机的建议 
　　《金融时报》专栏专家马丁·沃尔夫在2007年6月一篇先见之明的论述资本主义如何变异的文章中创造了一个短语，叫“无拘无束”的金融，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担心出现金融的严重不稳定性问题。“全球化的缺点就在这里，今天我们有了资本流动几乎不受限制的全球金融体系，而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都在各国自己境内实行”。[10]不知这句话是否意味着亚洲各国不仅要注意本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更应当适度恰当地发展共同区域经济，类似欧盟联合体。因为这种区域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一定还需要区域联合去解决，各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一致的财政政策会对危机应对产生不同影响，或加速恶化，或推迟延缓。无论是国内说还是国外说，至少说明，至少放弃资本的完全流动或者汇率稳定，都将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而且，至少我们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可以另辟蹊径补偿的。 
　　（一）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后的选择 
　　如果三角学说里我们选择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则取而代之的对策应当是亚洲统一货币，构建东亚货币同盟。其实关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亚洲金融市场的构想早就有了实践的脚印：清迈倡议（CMI）；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经济评论和政治对话（ERPD）等等。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先通过政治途径、贸易途径来推动金融的一体化，最终来使货币一体化。通往这条道路的基本方法有两个：协调、认可。一般我们更倾向于认可这种方法，因为：在亚洲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一致，呈现多样性；其次认可的方法看似更为温和，是一种友好的承认甚至兼容；再次，每个单独市场较小，各项机制参差不齐，如果进行协调会加大构建成本。 
　　东亚货币同盟，这一设想最初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旨在通过用成员国货币交易，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他本人的努力结果是东盟五国同意用本地货币交易，并意欲建立一个中央清算银行。但两个难题未解决，一个是通用货币选择，一致认为新元合适，但新加坡持谨慎态度；一个是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发达者不愿用不发达者的货币。1999年8月，马来西亚呼吁IMF对东盟各国在国际清算中使用统一货币的可行性进行论证，IMF承诺对此进行研究。IMF的这一决定使东盟建立统一货币的设想进入到论证阶段。 
　　“货币区的组成会带来好几种规模经济”[11]，比如政策制定方面，各国统一货币后无疑会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同时，由于构建起统一的货币，在避免国内外部的经济冲击也似乎更为方向一致。 
　　（二）关于坚守资本完全的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的对策建议 
　　1.关于资本的流动性，是听任市场，还是严格监管？这二者博弈似乎一直存在。“所有的危机都从资本流动性过剩开始，接着出现投机热，最终形成泡沫，而后发生崩溃”。听任市场结果会带来过度自由化，“无拘无束”会成为投机者借用的保护伞，造成金融动荡。比如马哈蒂尔对索罗斯利用资本流动炒货币行为的批评，“真是个蠢货”，对此，索罗斯予以迅速反击，“金融本应就是自由的”。其实两者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怎样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时候使其受到健康监管，否则过度自由只会带来道德风险，而代价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倒退，究竟该谁来为此买单。当下的资本流动性不仅是自由的，且似乎是自由过头了，当这种放任自由不断积累，就会真的如同这句格言“没有哪一条比流动性崇拜更反社会的了”[12]，而结果也会是如洪水潮涌吞噬我们整个心血。 
　　因为资本自由流动实现金融自由，但自由应伴随着金融制度的健全，一旦没有制度保障，金融将“无拘无束”；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各国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只是进程不均衡而已。1999年2月20日，波恩会议上，蒂特曼耶向西方七大国的部长们提交了他的研究报告，提出建立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FSF），其中金融稳定论坛有一项措施是成立资本流动工作组。具体措施：（1）继续推进资本自由化；（2）加强资本流动监管。这些基本遵循了保证自由而又不过度自由的思路，就针对如何保证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确保其合理的流向。 
　　2.汇率波动，丧失稳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不断完善汇率制度。（1）汇率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适时调整。近年美元汇价强劲，东南亚国家并未相应调整其汇率政策，而让其汇价随着美元的强势而上升，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外资投入减少，国内经济陷入困境。（2）不断增强汇率机制的弹性。这些国家大多实行固定汇率制，汇率机制在应对方面缺乏弹性，致使货币投机商有机可乘。稳定的汇率机制应做到，围绕一个均衡点上下波动，在上下限之间跳动，而在危机之际，危机重灾几国的汇率跌破十几个百分比，这种跌幅充分显示其汇率制度在应对性上的薄弱。（3）在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适当外汇存储更易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在此次危机中，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量又普遍不多，“泰国外汇储备为123亿美元（1996年4月），菲律宾约100亿美元（1996年6月），印尼为199亿美元（1996年3月），马来西亚为284亿美元（1996年6月）”[13]。在关键时刻，政府拿不出足够的外汇储备同投机商较量，达不到预期的干预效果。因此在泰铢贬值之后势必引发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急居下挫。（4）政府入市干预失效，放弃原有汇率政策，使更多的投资者对该国的金融市场失去信心，纷纷抛售泰铢，造成泰铢一度贬值。突然放松汇率，实行浮动，这样汇率的剧烈变动会更加招致投机商的攻击。

　　[4]石建勋、全淑敏、钟建飞.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币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1）：58-67. 
　　[5]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 
　　[6]石建勋.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基于[J].西部论丛，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