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非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侯慧丽1 李春华2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100732)
［摘要］ 流动人口的住房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制度性因素的研究，但是近来对收入、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等非制度因素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受到收入和在京居住时间这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收入越高、居住时间越长，居住状况就越好。居留的稳定性对住房状况影响显著，但是工作稳定性没有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对流动人口应实行体现资产建设型的社会政策，普遍推行住房公积金的福利制度。
［关键词］ 流动人口; 住房; 非制度因素; 福利
［中图分类号］ D669.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0) 05-0010-05
根据2009 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为1. 8 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1］。研究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和目标以及住房状况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提出了深度城市化的概念( 蔡昉，2010)。但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往往将原来参与住房分配的城市职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社会分层的研究( 边燕杰、刘勇利，2005; 刘精明、李璐璐，2005; Huang，Y. 2004 ) ， 对流动人口个体的住房偏好和住房选择行为却知之甚少。本文将通过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分析，来探讨目前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以及影响他们居住状况的主要的非制度因素。
一、研究回顾在国家政策允许人口流动之前，农村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每个人都受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等多种制度的严格控制，这种再分配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无法在另一个地区长期居住或获得住房。伴随体制转轨，市场逐渐取代了计划，住房也由原来的单位分配逐步向市场供应转变。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在没有本地户籍的情况下在本地居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量流动人口有机会驻留在大城市中( Liang Zai＆Zhongdong Ma，2004 )。但是可供他们选择的住房方式只是市场化的购买和租赁。有研究明确指出，流动人口的收入比本地人口收入少，工资只占到本地人口工资的80% ，按市场价格换算，他们根本无力购买流入地商品房(Knight，John，Lina，Song ＆Huaibin，Jia. ，1999)。
就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城市住房的逐步商品化只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有限的选择( Chan ＆Zhang， 1999;Wang ＆Murie， 2000; Solinger， 1999; WorldBank，1997; 吴维平、王汉生，2002 )。流动人口既没有购买商品房的能力，也没有获得福利性住房的权利，他们很多都居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中或者便宜且质量很差的出租房内，甚至自己搭建房屋( zhang etal，2003)。比起本地人口，他们也很少有人能够享有基本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和服务(Wang，F. ＆Zuo，X. ，1999 )。这一阶段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和居住质量都非常差，并且将这一原因归为住房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将户籍作为体现制度因素的主要变量。随着流动人口逐渐地融入城市，后来的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的非制度因素。有研究认为，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特性和过客心理，而户籍制度和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状态的影响反而没有那么显著( 林李月、朱宇，2008) : 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流动时间和就业的不稳定，流动时间越长、更换工作次数越少、合同期限越长者， 住房条件就越好。而且，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人因素对流动人口居住状态的影响出现了“反常”现象，即收入对居住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收入越高者并不意味着住房条件就越好。还有研究表明( 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2005) ，城镇地区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非流动人口差，在某些房屋设施方面，流动人口甚至要好于城镇当地居民，而且新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那些较早迁入城镇的流动人口享有更好的住房设施，并且在流动人口中， 经济因素对住房状况影响是明显的。
从以上研究来看，影响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非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更换工作次数等。但是，由于上述调查数据的样本有所不同，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来自小城镇; 并且随着流动人口数的逐年增加、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以及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几年前乃至十几年前影响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主要因素是否还发挥作用，这是需要置疑的。
因此，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的收入是否会对其居住条件产生影响? 第二，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更换工作的次数对其居住状况产生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二、数据与变量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8 年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进行的抽样调查。这次调查利用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制作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登记名册作为抽样框，这个登记名册是在奥运会前期对流动人口的汇总，因此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流动人口的状况。范围包括北京市东城、西城、宣武、崇文、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八个中心城区，采用PPS 抽样方法抽样，最后形成有效问卷983 份。1. 样本基本特征针对中心城区流动人口登记名册进行的抽样调查，不同于针对聚居区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后者更倾向于收入较低的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前者则把所有流动人口以同等机会纳入进来。从统计结果看，在户籍类别方面，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占23. 3% ， 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人口占76. 7% ; 在性别方面，男性略高于女性比例，男性占57. 6% ，女性占42. 4% ; 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4. 2% ，高中为28. 1% ， 大专及以上的占16% ; 流动人口中以已婚为主，占近60% ，未婚的占近40%。总之，这次流动人口调查的基本特征是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男性较多，已婚较多，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2. 变量在住房问题研究中，不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住房的面积和设施都是反映住房状况的两个主要指标。对于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本研究仍然从面积和质量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其中住房面积反映的是拥挤程度，而住房质量指数反映住房设施的状况。经过模型设立前的检测，因变量使用人均居住面积的自然对数更符合回归的假设条件，住房质量指数则使用在住房研究中经常使用的算法i = Σ XI / n ( 吴维平、王汉生，2002)［2］。自变量选择流动人口的收入和居住时间。通过对收入和居住时间的分布检测，采用对数形式更符合模型要求的假设条件，因此收入和居住时间均采用了自然对数形式。有些研究中采用的数据没有收入数据，就利用职业数据代替( 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2005) ，还有些研究的数据使用了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两个变量( 林李月、朱宇，2008)。
在我们的实际调查中，对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的抽样框是以个人为单位形成的，由于居住状况的确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所以这里将单身居住的人计算个人收入，而将抽到的以家庭户形式居住的人，用其家庭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数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计算其收入，这样在收入中充分考虑到了家庭收入和人口数量状况，用一个变量就包含了家庭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含义。同时将户籍性质、性别、教育程度、换工作次数、行业等作为控制变量来检验收入与人均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分析从样本的调查统计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人均月收入为1516. 34 元，人均居住面积为8. 63平方米，来北京的时间平均为五年多。1. 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描述性分析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 我们用住所样式、住房获得途径和租赁房屋的形式来描述。统计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居住的住所样式以平房和楼房为主，分别占53. 48% 和40. 18% ，而住在棚屋的只有2. 66% ( 见表1 ) ， 与住在地下室的比例(2. 86% ) 相差不大。从住所的样式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没有处于恶劣的状态。另外，在房屋获得途径上，流动人口依然是以租赁和单位宿舍为主， 分别占63. 55% 和28. 33% ，自购房屋的只占1. 54%。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对流动人口而言，租赁仍然是其最主要的房屋获得方式( 见表2)。最后，在租赁房屋的形式上，不论家庭户还是个人，都是以单独租住为主，若将这两项合并计算，单独租住占到了近80%。另外有将近15% 的流动人口是个人合租，其他的租住形式只占很小的比例，不到4% ，见表3。2. 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多元回归分析从以上居住状况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似乎还比较讲究质量，按照前述的住房质量指数的计算来看，平均指数为0. 522，基本处于中位数的位置。基于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基本状况，我们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这种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几个非制度因素。第一，收入是影响流动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和住房设施的重要因素，收入高意味着会选择更大的住房面积和设施更好的住房，其居住状况也就越好。因此，并没有表现出上述文献中提到的流动人口住房与收入之间的“反常”现象。第二，稳定性也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将稳定性细分为来京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在我们的操作中，来京稳定性用来京时间的长短来表示，来京时间越长，其稳定性越高; 而工作稳定性则用更换工作的次数来表示，更换次数越多，说明越不稳定。来京时间与居住条件之间的关系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而更换工作次数则与居住条件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就是说影响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稳定因素是其在城市停留的稳定性，而与工作的稳定性无关。第三，教育程度与人均居住面积关系不显著，但是与住房设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会选择更好的住房设施。结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收入和来京时间是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不过它只对居住状况中的居住质量产生影响，而对人均住房面积几乎不产生影响。四、结论和政策建议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来看，流动人口的住房不是棚屋区和贫民窟的居住状态。虽然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很小，但是从人均居住面积和住房质量来看，他们对居住的选择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正在趋于合理，收入等经济因素仍然是他们住房状况的重要的非制度影响因素之一。虽然来京稳定性仍然是影响他们住房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稳定只是表现在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而工作的稳定性并不影响他们对住房状况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也可以推论出，流动人口居留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中定居下来，他们对住房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多，对住房的质量要求也将越来越高。对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研究往往只限于某一地区，因而研究结果各有不同。
由于各地的产业结构不同，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也存在差别。
例如，珠三角地区以制造业为主，流动人口大多在工厂里做工，所以住在单位宿舍的比例就会很高，而北京主要以第三产业吸纳流动人口，所以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就以住在出租屋为主。正因还有上述因素的不同，所以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就不能依旧停留在原来的流动性和季节性等不稳定因素上。从这一点来讲，本研究对有关部门今后制定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提供了一个参考的依据。近来北京的公租房等福利住房政策正在向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开放，从长远来看，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将其全部纳入到社会福利体系中才是长期目标。
社会政策研究中有一个新理论是资产为本的保障政策。
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首先是帮助人们形成个人资产，其中个人发展账户是最常见的政策工具。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储蓄形成个人所有的资产，以应付将来的需要。在所有权和收益权方面都是私人性质的，在支配权和使用权上属于公共干预。我国建立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一个以资产为本的保障政策的体现，就是将住房资产政策与个人发展账户政策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保障。我们认为，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包括为他们建立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这不仅是对个人住房的一种福利供给，而且也是资产形式的保障， 在未来发展中，还有可能和养老保障的账户结合在一起，通过资产的建设实现各种形式的保障。虽然按照目前的有关政策， 我们已经对少数流动人口建立了公积金账户， 但是要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整体居住质量， 必须在流动人口中普遍建立公积金账户， 以便未来通过资产建设实现其住房保障。
注释:［1 ］ 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网. http: / /www. ce. cn /macro /more /201001 /21 / t20100121 _ 20840570.shtml.［2 ］ 住房质量指数采用以下6 个方面来测量: 自来水设施(0 = 没有1 = 有) ，燃气设施(0 = 没有1 =有) ，厨房(0 = 没有1 = 合用2 = 独立使用) ，卫生间(0 = 没有1 = 合用2 = 独立使用) ，洗澡设施(0 = 没有1 = 有) ，住房用途(0 = 生产兼生活1 = 生活用房) ，本文的质量指数公式为i = ΣXI /8.
参考文献:
［1 ］ 边燕杰，刘勇利.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5 (3) .
［2 ］ 蔡昉. 从农民工到市民: 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A］.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2010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 ］ 陈映芳. “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 (3) .
［4 ］ 蒋耒文，庞丽华，张志明. 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2005 (4) .
［5 ］ 林李月，朱宇. 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J］. 人口研究，2008 (3) .
［6 ］ 刘精明，李路路. 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J ］. 社会学研究，2005(3) .
［7 ］ 吴维平，王汉生. 寄居大都市: 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2 (3) .
［8 ］ 赵晔琴. “居住权”与市民待遇: 城市改造中的“第四方群体”［J］. 社会学研究，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