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大学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弱学术，但是对其校内院系与大学层面真实的组织决策互动缺乏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由于本科专业在中国的大学中是知识、学术和教育的实体性分类，是否设置某新专业背后既牵涉学科知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知识基础等学术考虑，也涉及校内具体的经费、空间、人力、设备仪器等实际资源的分配决定，因此校内有关本科新专业的校内决策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大学逻辑中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和谐与冲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研究以两所案例大学于2004年至2006年年间的本科新专业设置为例，归纳了六类院系与大学层级间的互动类型，并以具体的专业设置案例展现了不同类型下所产生的“顺利”与“难产”的专业设置决定。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机械工程学；行政逻辑；组织决策；专业设置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020-13
　　一、 问题提出：现代大学制度中学术与行政的二元对立
　　从古希腊的“学苑”原型到中世纪大学自治的行会组织，古典大学更像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其权力与决策架构相对单一。但现代大学从组织构成与组织活动上已经与其原生形态相差甚远。伯顿·克拉克认为，现代大学存在两种组织活动，一种是以事业为中心的组织活动，另一种则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活动［1］。因此整个大学的运作逻辑即受制于科层组织制度及科层权力，又受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以及相应学术权力的影响。从组织形式与内涵上现代大学已经成为“学术共同体”与“科层制”复合共生体，或者是存在于科层组织中的学术共同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在“二元结构”中以各自不同的逻辑影响着现代大学内的组织决策［2］。
　　虽然中国大学的内部决策机制长期以来被诟病为强党政权力弱学术管理或者“行政泛化”［34］，但是已有研究多从理论辨析或者思辨推理层面进行论述，缺乏对校内的院系与大学层面的真实组织决策互动的细致而贴切的实证研究［56］。
　　在组织学研究中，大学作为典型的专业型科层化教育组织，其科层权力与专业权力之间的权力结构分立造成了其内在的组织冲突［7］。这种专业与科层取向之间的异同会产生这类组织中典型的“专业科层冲突”［8］，即专业人士的决定基于其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对专业的责任，他们更倾向于自主决策；而科层人员则倾向以规则与效率为出发点，自上而下控制组织决策。学者王英杰从文化与价值的角度解析了目前大学中存在的学术-上海金融学院学报与行政权力冲突［9］；陈玉琨与戚业国分析了内部党政权力不分以及学术权力与群众组织参与的不够平衡现状［10］；谢笑珍则展现了大学科层制对学术组织发展造成的诸多实践性困境［11］。上述研究均从“冲突”层面展现行政科层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互动。
　　但是科层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是否总是呈现冲突的关系呢？譬如伯鲍姆就提出了以“学术讨价还价”为特征的大学冲突柔化形式［12］。钟秉林、王务均与龚怡祖则建议从权力分享、权力合作以及制度规范方面建立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包容机制［1314］。而赫尔与明思科则提醒，如果让专业人士变得更科层化取向，也是一种协调学术专业权力与科层行政权力之间冲突的化解之道［8］。因此可以想见，从理论到现实，大学中的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并不只是冲突或者和谐这样简单的互动关系。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学组织与组织结构中的不同权力的运作逻辑及其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 研究对象：作为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载体的本科新专业设置决策
　　在2012年10月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出台以前，中国大学并不普遍享有本科专业设置的自主权，即各院校（在2012年以前未单独获得专业设置自主权的院校）所提议的新增本科专业必须经过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允许之后，才获得该本科专业点，方具有招生的资格。但是不论获得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与否，在院校内部必然会经历一系列的提交协商/决策过程，以确定某些建议的新专业能否获得内部批准与向外推荐的资格。
　　由于沿袭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式的大学组织架构，中国大学的本科专业是知识基础、学科人、课程组织、文凭与对应未来就业岗位的复杂混合体［15］。卢晓东和陈戴孝提出中国大学中的“本科专业”看似不过一个概念［16］，但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它是依靠背后的三大类实体而存在：由同一专业学生所组成的班集体、学系、与系相连的经费、教室、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以及实习场所等。
　　因此本科专业作为中国的大学中知识、学术和教育的实体性分类，是否设置某新专业的决策背后既牵涉到学科知识的发展、人才培养的知识基础等学术考虑，也涉及校内具体的经费、空间、人力、设备仪器等实际资源的分配决定。因而校内有关本科新专业的校内决策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大学实践逻辑中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复杂互动关系［17］。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研究针对学校和院系两级对1999年以后中国公立高校新本科专业的设置过程中的相关考虑进行质性案例研究。这里所指的本科专业是指通过国家教育部高教司审批或备案，获得专业代码和招生名额的大学专业。本研究亦是侧重从两个案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与学术人员（教师与学术领导）的角度，在学校与院系不同组织层面了解新专业设置的过程与相关考虑，从而勾勒出在新专业决策背后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复杂互动模式。
　　1. 案例选择。因为在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各高校为了容纳急剧增加的本科学生，大量设置新本科专业成为了院校的迫切需要。新专业在扩招后的4—5年后有了大规模的增长。而自2002年少数高校获得了教育部下放的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试点，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校内决策制度与实践。因此本研究以理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K大学与L大学以考察其在2004年至2006年间的本科新专业设置，归纳了六类院系与大学层级间的互动类型，并以具体的专业设置案例展现不同类型下所产生的“顺利”与“难产”的专业设置决定。
K大学是一所具有专业设置自主权的国家重点大学。所设专业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与安全，可不受本科专业目录限制自主决定，只需最后向教育部备案获得专业代码。获知被授予这项自主权以后，K大学“各系都有很大的积极性”（K-I-29-Y）括号中的代码为研究所获得资料的索引号，表示直接引用资料的出处，以便核对原始资料。。在可以自主设置的第一年，该校就有6个新专业获准2003年招生。这6个专业全部都是“目录外专业”。2003年K大学只批准设立了3个新专业，不仅是“目录外专业”，而且是“只在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此后，由于坚持“淡化专业”的本科教学改革方向以及分学科大类招生的实行，K大学已经连续两年都没有设置新的本科专业了。
　　L大学是一所以原师范专科学院为主体合并一所地方高级专业学院而升格成的地方性专升本高等院校。该校在2012年以前没有获得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如设置本科专业，需准备相关申请材料先呈报省教育厅，待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议小组得出基本结论后再上报教育部审批或备案，然后获得专业代码。1999年该校获得本科招生资格，因此部分原有的专科专业在随后的两年中陆续申请为本科专业。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下，学校本科生大幅度增加。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政策性的学生数量的扩张，L大学需要设置更多本科专业来配合“完成扩招指标”（L-I-04-Y）。同时借着200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近期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中关于适当放宽部分扩招院校增设专业数的规定，当年获得了6个专业的增设（2001年招生）。不过后来由于要迎接2005年底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L大学主动收缩了招生的规模，在新专业申报上各院系有所节制。
　　2. 资料搜集。研究者于2004年8月与12月分别初访了L大学与K大学，时间分别为2天与3天。在2005年5月，又在两所学校展开沉浸式的田野研究，搜集文本和访谈两种资料作为研究分析之用。
　　所搜集的文本资料首先是案例学校的相关基本资料，如学校规模、基本历史、重大事件、学校经费的来源和分配的基本原则与情况等。另外也搜集需要了解的学院或学系的基本情况。资料来源主要是学校网络介绍、学校校史出版物、学校公开宣传资料与学校所藏的档案资料。其次是从教务部门与学校档案室（馆）搜集相关的教务资料，如专业调整的记录、各院系的培养计划、教学计划和相关存档资料。在可能的情况下，搜集了一些新专业申报材料和相关会议记录。第三类资料是学校档案室（馆）备存的本科专业的档案信息、尤其是历年的招生目录和专业用宣传资料，以及相关的涉及专业设置的文件与档案材料。
　　由于本研究侧重对过程以及大学中参与者在设置新专业中种种“考虑”的了解，关于他们的交往过程以及历史情境和看法认识，所以研究的主要资料是来自对两所案例大学学校和院系层面的行政与学术人员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选择也是遵循理论性的原则，在负责和涉及专业设置决定的学校行政部门，如教务处、招生与就业办公室，和院系（包括成功设置新专业与未成功设置新专业）中选择行政人员与教师进行访谈。而院系的领导如系主任和院长的行政职务一般是由学术人员兼任的。在K大学中，由于现在的专业设置程序中增加一项，需经过学部的学术委员会通过，所以也会选择一些参与其中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进行访谈。最后实际田野工作所接触的访谈对象情况如下。
　　K大学共访谈31人（教师与学生），33人次，有3人次是在2004年12月接受的访谈。其中两位教务部工作人员在半年前做过访谈。31人中，5人为学生，3人为学院层的教务或行政人员，学（系）院层次的学术兼管理人员有6人，一般学术人员7人。学校层次的行政管理人员有9人次，学术兼行政人员有3人。访谈中主要了解智能科学专业、新闻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3个在K大学新开设的本科专业的情况，同时涉及了当时未申请成功的古生物学专业以及艺术学专业。
　　L大学共访谈15人，16人次，其中当时的教务处长在2004年曾接受过一次访谈。15人中，4人为学院层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中1位为一般行政人员，其他3位是有行政职务的管理人员，其他11位中，有4位是一般教师，其他则是兼任系行政职务的教师。访谈中主要了解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技术专业、新闻学专业、城市规划专业在L大学新开设的本科专业的情况，同时涉及了已开设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历史学专业、物理学专业、计算机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英语专业与国际贸易专业与未申请成功的应用心理学专业。
　　四、 研究发现：中国大学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互动模式及其现实彰显
　　根据研究者的田野观察与资料分析，在两所案例大学都存在着这种源自大学学术与科层二元结构与二元目标取向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可以是歧见或者共识、冲突或者和谐。这些互动模式在任何大学都会产生，只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在领导力的协调下会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
　　1. 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六类互动模式。
　　在下图中，研究者根据在田野研究中所搜集的大学在有关本科新专业决策过程中的资料，尝试归纳并建构中国大学内学校与院系之间的二元结构与二元逻辑的图示，并标注出六种潜在的互动类型。根据来自科层组织与学术单位不同的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权力运作，简称为“行政的逻辑”与“学术的逻辑”。而这两种逻辑的交融与冲突才构成了“现代大学的逻辑”。
　　在“行政的逻辑”之下，学校与院系之间是科层组织的层级关系。两个层级围绕着组织资源的分配、行政管理程序、大学组织的整体定位和发展等而发生关系，强调组织的利益和目标；在“学术的逻辑”之下的理想类型中，学校与院系之间是各种学科以及学科之间的论辩、或者是院系的学术委员会与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之间就知识生产、学科发展以学科和教育为核心内容而发生的关系，强调学科发展、知识的价值以及人的培养。
　　在“行政的逻辑”下，更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服从；而在“学术的逻辑”下，则倾向于相对平等而自主的决策方式。因此图1中的第I类型是由学校与单个院系之间就资源分配等科层问题而产生的互动关系；第Ⅱ类是个别院系在学科发展上与学校的其他学科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产生的互动关系。这两类互动都是最简单的学校与院系关系。第I类就是单纯的科层决定，学校与院系都将互动的内容核心界定为组织行政问题，譬如规章制度的遵从或者判定，那么在这种问题界定下直接应用行政科层逻辑，下级遵从上级决定即可解决。第Ⅱ类则是典型的学术决定，其决定的焦点问题被院系与大学双方理解并界定为“学术问题”或者“学术决定”，遵从专业权威的协商与自主原则，譬如校级学术委员会对学院人员学术不端的讨论与裁决。
第Ⅲ类是院系的资源或者权力发展与学校的整体学科学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第Ⅳ类是院系的学科发展与学校的组织资源分配、组织发展、科层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两类关系所代表的是学校与单独院系之间就所决定的焦点问题的“定性”（学术议题还是行政议题）以及所适用的决策逻辑出现了歧见。譬如在第Ⅲ类模式下，某院系认为某个专业的设置与否应该由学术委员会根据学术上的发展前景与需要进行决策，而大学层面则认为是否接纳该专业应该考虑学校的资源情况，因此彼此的问题定性与适用决策逻辑就出现了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的互动类型之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无法解决或者永远对立。可能在一个强势的泛行政化大学中，院系不得不臣服接受学校将该问题当做行政议题以行政逻辑来处理的决定，即便有不满但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决定。
　　第Ⅴ类是在组织逻辑之下学校与不同院系之间有关组织决策的多角互动；第Ⅵ类则是以学科发展为目标之下学校与不同院系之间关于学科的知识判断和决策的多角互动。这两种类型是对前四种互动模式的复杂化。这种复杂性在于第一加入了其他院系的竞争参与，第二将大学与院校之间问题界定与适用逻辑不再简单界定为行政或者学术，而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混合方式。在第Ⅴ类型下更偏重行政决定与行政逻辑，而第Ⅵ类型则偏重学术决定与学术逻辑。
　　因此这6种类型展现了现实情境中会根据院校类型、院校领导特质、管理文化、所需决定的事务性质与定性、院系与大学关系、多元利益相关主体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由简单单一层级与单位间的单纯决策逻辑到多元主体竞争下的复杂混合决策逻辑。这也说明了在之前的理论或者思辨研究中所忽略的复杂的冲突与和谐的关系类型。虽然这种类型划分更复杂，但也更贴近现实。
　　由教育部规定的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主要规范了从大学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程序与要求。但通常在各个大学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新本科专业申请前，各大学内部都有相关的或简单或复杂，或正规或非正规的设置原则与程序。在各院系根据相关程序与规定提出的新专业设置申请后就进入了校内的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判断、各种权力通过人际与组织间的交往形成了最终的校内决定。两所案例大学中的新专业要么一帆风顺，要么历经坎坷，甚至半路流产，才能在设置申请的道路上首先“冲出学校”“冲出学校”是L大学一位老师在讲述本专业申请中的坎坷重重的过程时用到的（L-I-24-W）。 这一关。在这个过程中，谁来决策、依据什么决策、决策的过程受什么影响，都值得仔细探究。
　　在两所案例学校的新专业设置上，这种科层组织的逻辑通常表现为大学整体的资源分配、大学的组织定位与形象、大学通过新专业设置需要达成的组织目标、行政程序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学科学术活动的逻辑则是表现为以院系为单位的学术组织为本学科的发展、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为目标的运作原则，学术组织的扩张，学术自主权与学术权力的行使。这六类互动类型潜伏于研究者所了解的“顺产”与“难产”的新专业设置过程中。
　　2. “和谐”互动下的顺产新专业。院系提出新专业申请给学校以后，学校没有异议地批准或者呈递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这个过程就是“顺利”的。这种“顺利”有两层涵义：在一个层面上是代表着组织两个层级之间对此的看法一致，而且由于决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从而产生一致的决策结果；另一个层面上则是院系与学校对新专业某一方受另一方引导，顺从一方意见而产生的结果。
　　（1） 院系与学校一致的新专业设置。K大学的新闻学专业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大学确定支持“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后，自然成为了院系与学校之间无争议的“理所当然”结果。尽管整个学院在成立之初，师资力量、专业建设的准备都是不充分的，但是在学校的支持与院系的积极努力之下，就在成立新学院的同时，申请成立了新的专业。这两个专业是在K大学获得专业自主权之前通过教育部审批获得的。但是在学院成立四年之后，研究者到K大学访问的一段时间里，从学生到领导对于该学院的办学质量提出了疑问。譬如有一篇发表于K大学BBS上的帖子，名为《K大为什么要有新闻学院？》，直接表达对于学院的本科教育的失望。一位曾经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初就读然后留校工作的老师是这样解读的：
　　受访者：我觉得意见会比较大。首先是设备方面的问题，比如和其他院校相比，编辑器这些新闻设备会少一些，这是硬件方面的。软件方面，我们学院老师不多，目前才20多个授课老师。但是本科就有四个专业，每个专业都有很多课，很多课开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好，有些课不一定能开出来。
　　访谈者：“开出来效果不一定好”这是为什么呢？
　　受访者：比如说有些老师很少研究这方面的课或者说只是研究这门课的某一个领域，但是他必须得教这一门课，所以难免效果不太好。
　　访谈者：是不是直到现在本科生还是有很大的意见？
　　受访者：对！是一直很有意见。就凭我们自己感觉，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很着急。（某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成立的比我们还晚，他们在那边，感觉他们做的就比我们好一些，从师资引入，授课方面他们做得更好（K-I-9-Y）。
　　学校层面的领导后来也注意到这些问题，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激励该学院改进。一个新成立的学院出现这样的状况，或因为年轻、或因为发展不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单从这个学院即便是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也能一下获得两个新的专业，而且每年招生八十人，则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在新专业设置过程中符合学校目的与有意图的院系能“顺利地”成功。与该学院相竞争的中文学院对此是有意见的。这其中学校决策层的认识与考虑以及对这个新学院的“偏爱”是明显地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位其他院系的老师在谈及学校对新老学科的意见时，顺便举例评述了新闻传播学院：
　　举个例子，如新闻传播学院，他（学校决策层）觉得很重要，只有两三个教授，他就成立学院了（K-I-22-H）。
　　K大学领导层具体对于新学院的学科以及学院发展的理念与考虑是什么，研究者没有机会发掘到。至少，决策层决策的依据与理念并非为大部分K大学成员所知，因此会被人理解为“觉得很重要”的随意决策。
L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最初是L大学前身与另一院校合并中，另一院校存有一些设计师资，在L大学的美术系中合力推动成立新的艺术设计专业。学校层面对于美术系作这个学校的“窗口建设系”（即示范建设的院系），大力投入、积极支持这种有基础、有市场、解决合并后的师资积存的新专业设置（L-I-15-Y）。尽管该专业的专业师资还是缺乏的，教授还需要“挪借”，但是整个申请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
　　因此，这两个案例都是第I类型下的决策。院校将一个需要学术讨论与决策的专业决定问题“包装”为一个符合学校发展的行政性议题，即便没有足够的学术准备但也能够充分利用这种行政逻辑下的便利，顺利地推动新专业设置。由此可见，行政逻辑可以为院系所利用，成为其微观运作的利器。
　　（2） 学校推动下的新专业设置。L大学作为一个规模较小的年轻本科院校，学校层面注意统筹地搜集专业需求信息（由教务部承担主要任务），然后学校领导考虑全校的专业布局与发展，再主动建议院系申报某些专业方向。这种建议不是强制性的，院系也可以根据调查情况、结合对本院系的发展决定是否开办。譬如L大学就提到曾经建议某系考虑开设会计学专业，但是该系经过调查以后觉得前景不是太好，就决定不申报了（L-N-22-M）。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第I类型互动决定结果。因为一个专业的设置与否不仅仅是学术的考虑也是资源与组织发展的考虑。因此在L大学的会计学专业例子中，院系基于组织发展考虑而否定了大学层面的建议。
　　虽然来自学校层面的建议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学校领导会“坚决地支持”。譬如L大学的中文系是该校的老牌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该系长期以来唯一的一个“老专业”。现任校领导中还有一位是中文系的现任教授。该系的两位老师都向研究者提到了这位领导的积极建议，以及学校对于“改造”老专业的建议。学校层面的领导不仅主动建议新闻学作为中文系的新增专业，而且在第一次省教育厅因为布点控制未批准的情况下，第二年坚持申报，还亲自“做工作”，最后获得了2005年招生的资格。
　　访谈者：当时怎么想要申报一个新的专业？
　　受访者：当时在做这个申报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当时还不是想搞新闻专业。首先，新闻专业是在9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的一阵风，在文科里面，很多高校都办，（L大学所在）省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就我们学校没有。学校就考虑全省各高校有中文系的学校都有了新闻专业，但是我们学校没有新闻专业，好像专业不齐备一样。当时考虑从专业设置，专业齐备来说发展新专业。第二，我们是地方院校，地方性的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不是很高，很多都是中师、高中毕业，虽然是地方性媒体，但是需求比较大。但是我们第一次申报，省里没批。没有通过的根本原因就是师资不配套啊，应该有梯队；而且，我们系申办这个专业的时候，申报的是新闻学，找不到新闻学的发展特色；再者人大、复旦已经把新闻学发展到很高层次，而且新闻学带有很强的操作性，发展很困难，第一年没有批。校领导还是蛮支持，（第二年）坚持要去申请。去年又申报了一次，学校领导做工作啊，在申报的过程中啊，慢慢就好一些了。师资结构方面在调整。把中文系原来从事教学、课程方面的老师，调整以后，结构慢慢建立，就形成了。
　　访谈者：当时谁提出要在中文新设这个专业？
　　受访者：是一个主管的校领导。他也并不主张把新闻专业剥离出来，而是觉得中文系只有一个专业太单调，要增加一个专业。包括校长，都认为每个系都应有几个专业，只有中文系一直以来都只有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干巴巴比较单调。我们中文系又开拓不出其他新的专业。这种情况下，新闻专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选的过程，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知识。
　　访谈者：领导是否也是看重这个专业发展的市场呢？
　　受访者：他们认为在有800万人口的城市中，7县一市，这么一点人，每年80人，应该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学生来源不完全在本地，还有外地的，所以就感觉轻松点。以新闻专业为依托，慢慢发展，如果新闻专业不行的，再拓展其他与该专业相关的专业。一个新专业成立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弄好的……（L-I-12-Q）
　　从上面受访老师的话中，可以感觉到中文系申请的动机并不强烈，而且知道自己的师资条件不具备。但是校领导的市场感觉与决策更重要。在这种符合决策者意向的新专业设置中，决策者会主动推动院系来进行申请，从材料准备、师资调配到公关工作。
　　L大学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强势的学校领导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一些系“嫌麻烦”，不愿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L-I-15-Q； L-N-15-Z）。也有一些系更多考虑自身的师资条件而不太愿意。例如L大学数学系，在原有数学专业之外，于2002年又申报了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这主要也是学校领导为了学校的多学科定位以及应对扩大的招生而建议的。虽然这位老师一再提到了“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并不是劳动力的需求市场，更多是以学校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学生招生需求的考虑。
　　受访者：（数学）系报了一个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其实这个不是很强的，本来老师就没有这个专业毕业的。更谈不上研究生专业的。我们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主要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当然也可以改行，我们数学专业改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数学是思维能力的培训。我们这个系一年招200名学生，四年就800名学生，每年都毕业200名学生，一个中学老师出去以后要工作几十年，而小学在萎缩。扩招是整个学校3000－4000人，每个系都要招，还要扩招，完成扩招任务，这就所谓的市场，再就是学校的多学科定位。
　　访谈者：这个专业是由系里的老师提出来？
　　受访者：这更多还是（学校）领导行为。当然系里还是要讨论。作为系里，招生还是学校宏观考虑。系主任、书记、副系主任主要还是现成的规范，新专业还是学校方面的考虑。学校行为多一点。作为系里来说，当初这个情况不好，这两年又好一点。我问过，他说学校要搞，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数学专业都还没有搞好，还搞什么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所以现在考虑市场多，考虑学校自身发展规律少。虽然有些市场化专业，但是专业建设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经济力量的，需要人才积累，还有管理经验积淀的。搞吧！这就只考虑市场。
访谈者：这个市场到底指什么？是招学生？
　　受访者：这个市场是考虑扩招的问题。同一专业不能总是扩招。新办专业的市场不是很浓，做过一些市场调查，揣测或者估计，学生报的时候，这个市场也不是现实的市场。更多是考虑宣传和广告效应（L-I-04-Y）。
　　L大学的例子中明显见到第I类型以行政逻辑为主的互动与决策模式。不过在这类模式下不仅存在由上而下的推动以及下级院系的服从，也能看到下级院系的无声反对与暗地利用。
　　K大学作为一个规模大的老大学，院系具有相对的独立和自主性。对于来自学校层面的建议和意见会进行斟酌，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定，甚至是抵制。譬如一位K大学的老师谈到两个文科院系对于来自学校的意见采取回绝的态度。比如：
　　外语学院英语，日语，俄语等本来也可以通过办培训班挣钱，但是学院的院长坚持说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考古系可以去办文物鉴定的培训班，学校每次去和他们谈希望他们能办这样的培训班，他们说我们不培训这些文物贩子，他们觉得很多培训出去的人是倒卖文物的。这与他们的培训宗旨是背离的，所以他们宁愿贫穷（K-I-16-H）。
　　由于院校的管理文化相对开放，以及院系的自主权的相应历史基础，这使得在这个例子中体现了第III种互动类型。院系从学术逻辑考虑“开办培训班”，大学从行政收入角度考虑增加这些院系的收入，当这种歧见与逻辑发生碰撞的时候，恰恰是这种来自基层院系的自主性坚持以及大学层面最终的尊重或者放任使得学术的逻辑主导了这个是否办班的决定。
　　3. “冲突”影响下的新专业难产。“难产”是相对“顺产”而言的。“难产”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中途夭折，二是历经“磨难”而产生。“顺”即是“和”，没有冲突，不论是因为意见一致没冲突，还是没有意见的“不冲突”。“难”则是有摩擦，“不顺”。各方会因为立场、利益、态度、认识等方面的不一致而产生歧见与冲突。
　　（1） K大学古生物学专业的夭折。
　　在K大学古生物学专业的申请设置例子中，其申请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恢复该专业本科人才的培养，为本学科知识的存续培养优秀的学术人。这种知识、学科存在本身是具有实在价值的。但是在1998年国家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中，这个专业被删除了。在目前K大学的整体发展中，这种传统的、没有市场价值的小学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从学科发展以及学术人才培养的角度，希望可以利用K大学所获得的专业设置自主权，重新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古生物学是一个很小的学科，传统上是为地质服务的，但研究领域也涉及生物进化，与现代生物学有关，是交叉学科。这个本科专业本来就有，只是90年代中被停掉了。
　　从人才培养讲，90年代以后，国家和学校都在提倡素质教育、淡化专业，对这个专业冲击很大。在很多课程方面产生冲击。当然这也是大势所趋。本科生教学与90年代以前相比，直接受到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就是学时与学分的压缩。可能自己有点学科本位，但是从用人单位和自己的感觉来看，目前的研究生培养缺乏以前自己本科的扎实培养，难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素质赶不上以前。很多专业的知识，接触很少，因为学时减少，难以安排。目前我们招的研究生的专业兴趣一大半都不是很浓厚，而是为了拿文凭，尤其是从地方大学到大城市的大学。
　　另外作为传统学科，（古生物专业）吸引力不大，不是应用性的，国内市场需求不广。但是从长远来看，在博物馆方面来看，这种专业人才的需求还未开发、开拓出来。目前的博物馆还很弱。但是在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学科中，K大这个传统的学科是很有影响的。就从科研成果而言，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好几篇文章，在国内一枝独秀，知名度也是非常高。如果设立了这个专业，从招生而言，这个传统专业是面窄，本来也不指望专业来扩大招生规模。因为这是K大，中国古生物学最初发展的地方，应该要保留这种“特色”专业。K大理科，以及很多传统学科，如古文献、小语种这些专业都是“小作坊式”的，但是也恰是K大特色的所在。虽然社会很热的经济法律，是大工厂的培养，但是新兴学科不能借发展自己打压传统学科。K大必须要维持和保持这种专业特色。
　　K大学的学术研究很出色，经费支持完全通过老师自己在外面争取的研究项目、国家经费和科研项目。但是没有自己的本科人才，人才素质（专业训练）比以前差很多。这样整个学科以后可能会出现人才的断层（K-N-22-L）。
　　这份新专业的申请报告按照K大学的专业设置制度先由学部进行审议，出具评审意见再提交教务部的教务长办公会议审核，然后由校学术委员会讨论，最后由学校的校长办公会认定（validate）。在古生物学专业的申报过程中，出现了一次“致命磨难”，然后就被否决了。
　　在学部讨论的时候，这个专业是获得支持的。针对这种结果，两位行政人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一位认为只是“政治模式”的结果，而另一位则认为是申请的单位以自己学科发展的“本位主义”利益出发的“盲目行为”。尽管后一位老师因为背景与该学科有一些渊源，能深刻了解该学科本身的需要，但是正如其所说的，“在不同位置，不同层次，作为老师与作为管理者所看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K-N-29-Y）。这也恰恰说明了大学内部的二元结构以及二元结构之间的冲突。
　　好像有一个学期，去年他们好像讨论过一次。我没有参与，不知道各个学部讨论的时候是怎么样？讨论拿出的结果，拿到我们教务长办公会上讨论的结果，出人意料，就我个人做长期工作的经验来看，从我对整个学校专业发展的看法。我觉得有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是设置新的专业在学术上，新专业不像是学校应该发展的专业。最后在学部讨论的时候通过，反而在学科上应该得到发展的专业没有通过。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到与我们组织决策时的一个模式叫政治模式很有关系。谁在学部里，谁在说话，谁的声音大，可能就能影响学部的结果（K-I-29-B）。
　　但实际上，在学术委员会组成中，这些人员组成也有它的个人利益，他会力争的。比如我是古生物学的，我肯定要力争我这个专业的发展，因为我很爱这门科学，我肯定从我这个学科考虑很多问题，所以他会力争他所熟悉的专业，他希望它能庞大。所以学术委员会有古生物学会他会力争这是很必然的现象。……就像古生物学，这时候还要考虑到整体情况、整体发展，还是要从一个效率比较，办学条件成熟不成熟，你的空间够不够（这一角度考虑设置）。所以我觉得学术委员会有他科学的角度，而且每个学科都有利益的，我个人认为学术委员会决定一切也不可能。它只能在借助它的学术的意义方面（K-I-22-Y）。
从上述后两段的资料来看，这位老师站在组织的立场上对于这种只为自己小集体、自己学科的考虑为“本位思想”（K-I-29-Y）。就古生物学专业而言，“学科本位主义”这个词也曾是古生物学专业的访谈者（K-N-22-L）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评述自己专业的申请时用的。他们没有过多考虑这个申请的胜算问题（譬如要有怎样的办学效益、学校的招生名额分配等），由于研究经费充足也无须考虑以增加专业来增加收入的问题，只是单纯出于本学科发展的角度，以学科的价值以及学科人培养的必要性为出发点考虑申请。尽管他们也会在申请上书写用人单位的需要，但他们内心中更相信知识的价值与学科发展的需要就足以证明（justify）以及正当化（legitimate）这种新专业的申请了。
　　最后当学部的赞成意见呈交教务部门审核的时候，这种基于不同逻辑的第III类冲突就被正式规定中的一句“对教育部原已合并、裁撤的专业一般不允许重新申报”的行政指令，遵从行政规定的逻辑迅速被消解了。这个申请背后还潜藏着第II类冲突。这类冲突不是关于学术知识，而是关于学生培养的另一种实质价值－是否也要负责地考虑就读该专业的学生的培养与前途呢？下面这位老师就从学生的角度提出这个学科培养尚未考虑的“学生的利益”。不能否认在长远的劳动力市场这样的专业未必就没有好的就业，但是对于招入的学生而言，四年之后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却是残酷的、短视的。如果还在既有的专业模式下培养学生无疑是在牺牲大部分不会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的利益的。
　　学生的教育需要与职业需要都受到重视的。而古生物学专业作为一个从国家的本科专业目录中被删减的专业，现时学生不愿意选择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又排斥的学术性“传统小专业”，除了专注知识本身和学科发展的价值以外，无法提供其他的表现性来合理化（legitimize）自己的申请。这个专业本身的政治权力资本又不不够，无法在设置的行政过程中施加什么影响。比照同年其他新专业的申请情况，从申请单位角度的解释就是“中国的事就是‘因人而异’，我们学科缺少能影响职能部门的人”。
　　就上述的各方资料对照分析来看，这种解释对于行政部门的工作评价也非公允。但是从K学校2002年同期申请的其他专业通过的过程来看，的确也存在着来自行政权力的微观政治运作或者更强势的学术话语权的影响，从而使某些专业获得通过。因此该专业的设置决策过程中又存在着第V种类型的不同逻辑交互模式，遭遇了在不同的院系竞争有限的新专业名额，以及学部内部虽然表示支持但却被教务行政部门否决的复杂情况。在几位了解学校行政运作的老师眼中，这种“政治模式”以及各方利益平衡下的妥协决策结果是不符合学校本科教育所提出的“淡化专业、强化通识基础”的方向。但是这种“政治模式”的决策形式是司空见惯的，在K大学的实际中这又与组织制度和实践运作有关，譬如长期强势的行政部门与弱势的学术委员会的工作传统与惯性、没有公共领域公开讨论的参与议程与惯习、缺乏一套有效而民主的机制实现教师、学术群体、乃至学校行政部门的约束与自我约束等（K-I-16-D； K-I-16-H； K-I-29-B）。
　　（2） L大学教育系的两个专业的遭遇。L大学只有本科与专科层次的教育，没有研究生教育。院系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教学，而获得资源的途径主要依靠学生。学生数量少，就意味着所分配的教学经费少，教师的工作量也少，直接影响教师的工资和院系的稳定。相对于K大学，L大学的定位已经将学科的学术发展放在次要位置，院系的重点放在资源分配以及保存师资上。为了学科的发展，对于处于生存边缘的L大学以及下面的院系而言似乎有些奢侈，难以顾及。这也意味着L大学的学术逻辑与学术权力在校内的影响不如K大学。L大学内的二元结构其实是强大的科层组织与微弱的学术组织力量，那么相应的也是强大的行政逻辑与式微的学术逻辑。
　　在生存理性的驱动下，L大学原来未升级之前的老牌教育系在重新定位为多科性院校之后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失落。只要沾“教育”二字的专业在当地的招生都不太受欢迎。不过这样的情况只是在扩招头两年出现，后来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学生们又发现教育专业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就业机会，于是重新在校内补修教育专业课。L大学的教育系也试图通过新专业的申报将学系的学生数量增加，保证系里稳定的收入。
　　L大学的教育系首先有想法在原有初等教育专科专业基础上设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这不仅因为可以兼顾原有师资和教学积累，而且根据一位系领导的实地经验，L大学所在的城市及周边地区是需要大量的初等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的。从就业市场的角度，系领导认为这个专业肯定不存在就业问题。但是当他去和学校领导谈这种想法之后，学校领导从吸引学生的角度否决了这样的设想。
　　受访者：我原来一直坚持初等教育的专科办下去，但现在我打算申报小学教育本科。我找到学院的几个领导，我们这儿的，学院领导的权威性是比较大的，他们认为值得做的就做，他们认为不值得做的最好不做。做了也是白做。我们书记说，小学教育本科招生可能有问题，就业没问题。譬如有的说，我这个小孩读本科，将来还教小学。我说那怎么能那么说呢？首先我们要强调我们原有的师范基础，现在我们往综合方向发展，抛弃了我们原有的师范，现在全校剩的专业，就只有音乐、体育、教育还是师范性的。其他都是综合性。而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又要求我们给他们开设教育，他们觉得将来出去以后老师更好求职。为什么我要申报小学教育本科呢？市政府两个市长联合主持了一个（L大学所在）地区有关基础教育，尤其农村小学的基础教育调查。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8岁，整个师资的素质已经完全不能迎合新课程改革的需求，乡村小学几乎都是原来的民办教师。现在在整个地区就是这个现状。两个市长请我等4个人搞一个座谈。我说（L大学所在）地区在整个（大地区）经济是不错的，而且一直教育是走在前面的，其他地区本来的师资就比较差。在经济发达的（L大学所在）地区都存在小学教师严重不足、素质比较差的状况，那其他地区不会好到哪里去。于是我想申报这个专业，从服务地方经济而言，我们可以满足地方小学教师的需求。所以，当时我想申报这个专业，但是领导不是很同意。现在家长不是（仔细）考虑，反正带教育两个字就觉得很不舒服。我和教务处的一个人经常开玩笑，我们现在尽量不挂教育这2个字，为了更好地去招生。正是因为这两点，也导致我们在申报专业的时候很艰难。当然我也不能积极地去申报专业。新办专业我还建设得不是很好，校领导还有他的看法。新的一个专业没有办好，还要想其他啊。其实就我们的师资而言，我们的教师，基本都是教育学的。而学校更多考虑学生的招生和就业问题。
访谈者：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小学教育专业发展也是符合你刚才所谈的学科发展和配合师资的条件。这种学科发展会不会有和地方发展不配合的情况呢？
　　受访者：实际上，从专业建设而言，地方性本科院校主要考虑我怎么能招来学生，将来就业会很好。而不是说从整个学科发展考虑专业建设（L-I-24-W）。
　　这种院系与学校之间的分歧是主要属于第I类的歧见与冲突，源自对专业的市场价值的判断，是就业更吸引学生，还是专业名称以及学生对专业的想象更吸引学生。这两种判断都是从“市场需求”出发，只是一个是招生市场的需求，一个是就业市场的需求。在这个行政主导的组织科层中，领导的识见与判断才是最终的决策标准。这种标准又是以“招生市场”的需求为参照，忽略了院系本身的积累与可能的学科发展。
　　在此之后，L大学的教育系因为所设的教育技术专业无法容纳原来大量的教育心理背景的师资，为了这些师资的安定以及系的生存，继续提出申请应用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在2003年提出申请的时候，也是发生了前面类似的故事－院系与学校对于“市场需求”的判断不一致。院系认为这个专业不仅可以解决现有心理学师资没课上的问题，而且专业就业前景不错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四年中（2000—2003）应用心理学专业数量增长比例为268%，高于教育技术学专业、新闻学专业和艺术设计专业。 。据一位老师说，当时在校学术委员会讨论时，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校长认为这个专业市场价值不大，没有就业前景，于是就没有呈报材料到省教育厅。
　　第一年没有走出校门，当时学术委员会很多人都认为确实整个社会发展，人们的心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相关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是80％的人都通过了，（我们系有老师在里面），按说学校就应该批。当时我们校长说这个专业不值得搞，就不要把这个材料报上去。这就是他的意志。他认为值得不值得（L-I-24-W）。
　　（校）领导的思想就是，我们既然是综合性大学，师资力量不是（师范）这个方向了，那么我们就要转变观念，培养规格就不一样了。那么你们这个教育学、心理学，要办一个系，你们招生，他主要考虑的是学生的出路，在当地，学生今后的出路，各中小学要不要这些人呢，考虑的可能就是（学生）出路不太好。现在人数锐减了，既然你心理学公共专业课都减了，办这个专业是不现实的（L-I-14-F）。
　　而此时的教育系领导也非常坚定，为了系里一半的富余老师，也为了系的稳定，2004年继续提出申请。这一次学校领导没有那样“顽强了，有些软化了，说这些老师怎么办啊？他就同意了”（L-I-14-F）。在L大学，招生与保存师资是校领导的重要责任。这种师资的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单位制度”的沿袭，也是学校不得不面对的转型期的问题。在实际师资不能解聘，必须“包揽”其就业的情况，学校领导也无法坚持自己的“市场判断”，尽管这种市场判断也不是那么准确的。只是“走出校门”以后，该系的新专业申请在省教育厅没有通过。他们打算继续申请。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和生存理性驱动下，这是唯一出路。而这种“坚持不懈就会成功”的假设，更是基于对行政决策的把握。在校内，教师安置与稳定是学校领导的软肋，在省的层面也不过是“今年卡，明年也许就松”，或者“人情”可以发挥作用的。而所有这些考虑，都与专业本身的内涵建设，学生的培养过程无关。
　　五、 讨论与结语
　　1. 行政逻辑主导的中国大学决策方式。行文至此，好像这个复杂的分类与案例研究并未超出以往学者对中国大学强行政权力的判断。案例中反复出现的是第I、V类型的互动，也就是以行政逻辑为主导的本科新专业设置决策互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自真实世界的丰富细节恰恰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略的一点，那就是行政逻辑并不总是从上而下的全压式方式，反而很多院系组织利用了这种行政逻辑，将本科新专业设置议题呈现为一个行政逻辑下能接受或者考虑的“行政”或者“科层”问题，然后利用行政逻辑施展微观政治，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这种“行政泛化”的中国大学组织决策过程，不仅因为党政或者科层权力的膨胀而产生，也因为下层组织取巧式的微观政治操作使得这种行政逻辑能够更加牢固与强化。
　　但是在K大的某些院系例子中也能见到若在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存在冲突，若院系与大学之间存在自主决策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空间，那么学术逻辑也有可能胜出，但可能需要承担科层逻辑下一些资源的损失。
　　另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主导管理思想是以集体主义、控制式的计划管理、“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为全盘大局考虑”等来批判“本位主义”，即一切以个体或者小群体自我利益出发的要求。这些要求一概都被视为“不合理”的个人利益与本位思想。这是中国式“科层行政逻辑”的一种本土特点。在未来新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这种对基于各个院系的知识学科发展、资源使用以及组织发展的“本位”要求的尊重与认可，可能是从下而上鼓励参与与基层决定、重振学术逻辑的重要出发点。知识与学术的发展是一种冒险的事业（venture），知识的探究结果通常是无法预知的［18］。大学作为以知识发展为核心事业的组织，恰恰需要尊重各个院系组织对各自学科与组织发展的判断与规划，从而尽可能地少以科层行政决定来损害自由发展所带来的意外收获。大学事业的双重组织特性应该重新均等地被纳入大学组织的二元结构与二元逻辑的思考中。
　　2. 学术逻辑运行的理念与现实基础。由于K大学的历史基础以及研究型大学取向，K大学中的学术逻辑能够获得一定的现实人员以及制度的基本保障。即便如此，K大学的“学部”是一个虚体，由所属院系的大教授组成，成为学部的学术委员会。从功能上是就学部的学术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出具相关意见。但是就目前的中国大学的学术委员会角色而言，更多只是在教师职称评定与学位授予决定上发挥作用，而其他与学术相关事宜仅限于咨询的功能。有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这样看待学部的功能：
　　你看，院系申报，按学校严格程序，应该先由学部……但实际学部是虚的，这些专家都是大学者，学部的大学者难有时间聚在一起专门讨论一个本科的专业设置（K-I-29-B）。
从上述评论可以读出，首先是学部未得到实质的制度保障和行政支持，难以持续有效地进行讨论；第二，各位委员或因为事务繁忙或因为长久以来的“花瓶”心态，并不是积极介入这种形式性的运作行使自己没有效力的权力；第三，可能对于教授而言，本科专业以及相关教学事宜并不是一件很值得重视的学术事务。或者在专业教育模式的思路下，这会认为更多是教务行政部门的事务。也有老师提到这种申请资料是先由教务行政部门负责搜集然后“趁着他们开会”（K-I-29-Y）请他们讨论。这也说明没有固定的行政与制度支持，这种“虚体”所能发挥的功能是受约束的。“当学术人员没有时间，没有集中时间来讨论这种学术的问题，那么学术的工作就变成了行政性的事务性工作”（K-I-29-B）。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时间在学者现代忙碌的大学生活中成为奢侈品［19］，但时间的缺失以及制度上缺乏保障会使得以学术逻辑为核心的“教授治校”成为无根之木。
　　其次，这种学术逻辑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沟通理性”“论辩”，以“更好的论点（better argument）”来说服其他人［20］。这也是大学这种制度中“追求知识真理”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落实在真实的大学科层组织的活动中，是否对大学的成员赋予了这种追求以及发挥沟通理性的权力和制度保障，则成为“硬币的另一面”。中国的大学在建国以后都是在党领导下展开工作，大学不仅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与计划中国的其他组织一样，成为了“单位”。这种高度行政权力集中的官僚式组织过程已经累积成为组织的惯性与记忆，那么是否还存有“公共领域”与“沟通理性”存在的制度基础？正如一位老师在谈及学校内部的决策时，曾有如下关于“公共论辩的平台”与“话语权”的想法：
　　……为什么同意，这是因为人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平台，你可以讨论为什么这个专业在这里，其实缺乏院校自治能力的议程。我们没有平台去讨论到底应不应该？什么人发言？什么人去反对？又不伤和气地仅就这个问题去反对？什么人判断？判断的人愿不愿意去履行这个责任，反对的人愿不愿意开口，愿不愿为此反对就此作深入的研究。我们的程序设计是不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清楚者，思想清楚者在话语权的问题上是不是要缄默忌口（K-I-16-D）？
　　学术逻辑的运行与执行恰恰是需要将大学的事务当做一个可争辩、需要讨论沟通的学术议题，而不是简化为行政逻辑下以效率、便利以及规章制度甚至领导喜好的事务与决定。大学新本科专业设置恰恰提供了一个如此丰富的基础可以让这个决定的焦点既是行政又是学术或者教育。而大学的真正核心事务也恰恰就是如此复杂而多样，兼有行政与学术或者教育特性的议题。这更需要学术领导与其中的多元利益参与者能够在一个有序、有理的平台上让各种逻辑进行充分地互动，从而进行符合大学组织特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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