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设计的伦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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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设计的伦理危机

时间:2010-12-08来源:易品网点击: 次

我国当代设计的伦理危机

陈君张建春

设计通过创新和美的诉求，创造出符合大众生活和审美需求的物质商品。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过剩生活消费品，正通过商业设计手段刺激和拉动大众消费。

设计被非常有效地拉入到商业流程之中，设计师对商业利益妥协，成为商业竞争中的策略手段和工具。

设计的商业属性以及附庸于商业利益之上的伪善面呈现出来。

市场功利性的设计创新导致产品快速换代后的过剩与成本的增加。

设计策略更加速了消费者购买欲望的生成，并导致了大众超前消费。

设计师对此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设计的伦理性现象等问题应该受到关注。

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它同时也是创造物质与精神文化、丰富大众生活的一个社会产业，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被设计”地生活着。

人类对设计的需求，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墨子佚文，见刘向《说苑·反质》）设计通过它所独有的创新手段和美的诉求，创造出符合生活功能和审美需求的物质商品，满足人们不同的物质需求与精神享受。

不仅于此，在一个人群的时间轴中，设计通过生活方式的演变，细微地折射了人的社会学生存价值，并通过物质和人的交互作用，异化与反异化，连接着极其广阔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精神领域。

因此，设计不仅涉及到物质化的产品，同时也具有非物质的意义。

设计同时与艺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设计造物在形式上具有符合美学的审美标准，在创意上具有艺术的文化性和地域性。

设计由于造物生产的需要，又与技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因此，设计不仅从物质层面，而且从精神层面，都呈现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不曾有的复杂性。

因此，当设计被非常有效地拉入到商业流程之中，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着被设计、被过滤、被美化的商业视听信息，并在广告和设计策略的诱导下进行着消费行为时；当设计行为在定位之初就明确了市场指向，并最终以实现销售市场的商业价值为目标，设计成了应用于商业的服务行为时，也就是“将设计当作一种经营资源来使用。

制造商们对消费者喜新厌旧的心理了如指掌，设计在他们那里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可以不断变化产品的风格以持续地占有市场份额。

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充当了计划的具体执行者这一角色”①，为的是商品能更快、更顺利地流通于市场，消费者快速地接受产品的信息，以达到销售的目的。

“设计作为企业家的工具，它是一位不会说话的推销员”②，设计的商业属性呈现出来。

市场功利性的设计创新导致产品快速换代后的过剩、成本的增加。

设计的策略更加速了消费者购买欲望的生成，并可能导致消费能力的透支和超前。

同时，设计虽然声称以人为本，背后的目的却也包含着对消费者人性的商业掌控。

但复杂性在于，设计的商业化同时也是设计师作为社会行业生存的手段，设计的商业属性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设计师的思想和设计价值取向，设计师对商业利益妥协，成为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中产品推广的策略手段和工具的同时，设计本身的功能，如设计市场定位、消费者市场分析、设计美学、产品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品牌设计和推广等，既加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性，也使商品与消费者之间架起沟通和认知的桥梁。

“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设计的消费”③。

从以上几方面看，设计师与当代商品过剩、过度消费行为的诱导等有着复杂的联系，这种设计的伦理性现象应受到社会和设计界的关注。

一、“日常生活”和引导大众消费的“设计”“日常生活”在传统社会中，历来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研究，这是因为，传统技术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没有引起如近代工业革命以后那样的巨变，传统的“日常生活”是缓慢的、超稳定的一种文化“生态”，即便是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革命通过生产力的改变给生产关系带来深刻的变化时，“日常生活”也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之中，而没有引起重视。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革命几乎全面颠覆了传统生活形态，后现代思想家将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提到空前的位置，“日常生活”的结构和产生的意义被认为是现代主义之后最具有民主价值和生态意义的思想形态，因此，“日常生活”通过大众消费等途径展现当代存在的符号意义成为当代重要的研究领域。而在“日常生活”研究中，设计与其关系的研究，是其他角度的研究所不能代替的，因为设计的产品满足人们不断变化发展的物质和文化精神需求，同时“设计作为一种造物活动，不仅满足欲望，而且创造欲望”。设计所谓的创新精神，实际上也是通过功能和形式两方面手段推动着大众消费欲望的产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物质和审美贫乏的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面对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具有不适应的社会普遍心理。对于从消费欲望和审美欲望压抑中解脱出来的普通消费大众，充满了对消费自由和消费享受的极度追求。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其中享受资料是指提高消费者生活质量和水平，满足其享乐性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而人在消费活动中，精神需要的满足，比物质需要的满足更复杂、更困难”。同时，人对于精神层面的消费欲望更具有潜能，满足感更强，反映到消费行为上，就是通过消费欲望的满足来达到自我的尊重和自我的实现。

它是物质层面之上精神的满足，而设计产品的定位消费，就是满足这种精神欲望的前提条件。

“人的物质消费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人的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这种精神需求首先表现在一种价值追求和情感依托上”。所以我们会发现商品的背后是“人”，设计在商品的使用属性、文化属性上积极投身其中，从自我实现、观念价值认同、消费欲的满足几方面得到统一。受物质欲望和精神的双重控制，“日常生活”的人就会失去对市场价值的正确判断和认识。经常会发现生活中的“购物狂人”，他们购物消费的目的不在于商品的使用功能，而在于享受购物过程中的精神审美的欲望满足和消费占有的快感。由此可见，设计所带来的市场推动力表象层面在于产品的设计创新和设计美学，同时也使消费者产生对商品设计理念与思想价值观的认同，并在精神层面成为设计的俘虏。大众消费者在消费物质商品的同时，也在“消费”着设计所带来的文化“阴谋”。

设计以专业性视角捕捉着人们所追求或认同的生活理念和情趣，同时商品的文化艺术气质传递着设计者精心策划并符合于客户心理需求的文化信息，这种对客户审美价值观、生活理念的提升与引导，是设计师对于大众消费市场的应变策略和设计师文化个性的表现，最终为了实现商品的销售，设计创新的成功体现在物化商业的文化附加值上。

这种文化消费所带有的视觉审美气质，引起了大众审美理念的共鸣，从而使大众消费者达到在精神文化上的享受，而依附于商品之中的设计思想、设计创新、设计美学都将成为商品在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消费推动力。但是，“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在时尚和跟风的消费过程中，绝大多数是盲目的，因此，设计因素所传达的市场推动力在夹杂着市场目的的伦理关系中，成为刺激经济发展和激发消费欲望的商业工具，但是却没有人去清醒地评价。不断的设计、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产品升级换代，给我们带来的是更便利的快速的消费、更舒适的生活的享受，以及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而为之付出的就是消费者的金钱，以及日益依赖于物质的生活“犬儒主义”的产生。

这种为了追求物质欲望与享受所付出的代价是人向着“非人”的“异化”。人越来越受控于商品，受控于所要拥有的社会财富，而以此导致的是大众消费者的独立思考性和价值判断力的缺失。

社会倡导与设计刺激所带来的社会大生产、大消费加速了社会资源消耗和经济的高速循环，人们在满足设计引导下带来的社会商品消费欲望的同时，却忽略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极速消耗。

二、商业化中的设计“审美”危机审美属性是设计的本质属性之一，同时也是消费者对于产品需求的精神要素。

在商业社会中，设计产品单纯的使用功能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产品具有的审美功能已占据重要的位置，“审美功能不仅直接提供了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某种精神愉悦的满足，同时成为传达产品功能的目的和整体的价值的一种表现手段”⑦。

但是，在今天的大众消费中，设计审美往往服务于市场消费定位的目的，它不是被压制就是过度表现，并妥协于商业目的的要求。设计审美基于市场定位表现为普遍性审美和个性化审美，它是根据多方面因素而设定的文化消费策略，也是感性和理性相交融的市场策略。普遍性审美具有广泛的群众市场基础，但它的诉求点较低。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审美需求和消费潮流中，设计审美更侧重表现为个性化审美的流行与时尚，对它的准确把握是产品创新的市场基础。具有个性美感和流行时尚的产品更容易在情感上打动人，特别是作为市场主流的年轻消费者群体，有着对流行时尚审美的热情和追求动力，具有强烈的市场引领效应。但它因为过分的感性而呈现出“盲目”和“偏执”，而商业推手与设计师一起利用了这种“盲目”“偏执”，他们清楚，具有市场引领性的时尚商品总是更具有感官上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时尚消费能最快地使产品设计推陈出新，符合高速运转的商业计划需求。跟着设计的步伐追求时尚，求新求变的消费者被不断地激发起消费动机，得到感官的享受和审美欲望的满足。而相对于时尚消费，基于大众消费市场定位的普遍性审美设计，往往要考虑市场适用容量的普遍性和设计投入的经济性，设计师的审美往往被市场大局所限制。普遍性审美只能满足消费群体的基本审美要求，而降低审美设计标准，却妥协于商业销售利益。

“随着商业的发展，大众市场很快成为质量差、设计丑的产品的倾销地”⑧，又使这部分消费者处于审美口味单调的被动角色之中，这也体现为大众产品普遍性审美所要求的设计中庸化市场策略。

同时，在市场环境中大众消费审美又是一种被动、局限性的商业化审美，从客观上讲，消费者所面对的一切，在审美性上是无自主性的，在消费市场中只能被动对号入座。

消费者只有相对有限的选择权，除非是个性化定制的特殊商品。

当消费者面对一件符合自身审美需求的普通商品时，这种审美需求的满足从主体上讲同样是被设计被安排的，是以商业推销为目的、与正常伦理价值相适应的审美满足。

设计师的两难似乎是“宿命”的。

即便是那些自由设计师，他们受市场因素的干扰较小，设计中带有明显的纯艺术创作倾向，这种个性化的独立审美基于市场往往是有风险的，但在市场认知上却带有更大的审美附加值，这种市场附加值来源于设计作品的不被量产的稀有性和作品时尚个性化的艺术之美。

个性化的艺术设计审美要比普通审美付出更大的代价，它是把设计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极致化时尚。

它与商业化定位的设计审美大相径庭，自由设计师的原创性只能服务于更小众群体。

设计审美同样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策略选择。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出于商业目的的需要，这种不同地域、民族的设计审美思想被运用于商业概念策略上，是以营销为目的的视觉风格和商业概念的构建，被冠以各种异域文化的符号名词，如“北欧风情”、“波西米亚风格”或“英伦风情”等等。表面国际化的设计审美概念被简单移植到商业中，它往往是快餐式的，同时也是对本土文化的设计审美疲乏和不自信。出于商业目的的设计模仿和移植，总是缺乏设计的伦理基础。

另外，设计审美符号往往被过度附加。大众消费中礼尚往来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商家在礼品开发上利用了消费者“好情面”的礼品消费心理，把商品的开发重心放到了包装的设计上，豪华精美的包装价值往往等价或者高于产品价值。传统馈赠礼俗被商业投机者所利用和歪曲，而这种极度耗费材料资源的礼品包装现象却在消费者固有的消费习惯中保存着。这种对商业利益的妥协设计造成材料浪费和消费成本的增加。“伦理意识淡薄的设计艺术，难免会成为商业主义的附庸，以无谓的创新为不顾子孙后代的浪费型消费推波助澜”⑨。

三、设计“创新”的市场化陷阱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设计创新提供了机会。

如“集成电路”的发明，把原来庞大的电路系统压缩到精致小巧的集成电路板上，使工业设计在产品的体积和造型上有了更大的空间余地，而设计出更精美的电子产品。

同时，设计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设计所创造的不仅是产品，也是与产品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一种生活方式的实现则是人的欲望的集中展现”。虽然手机还能使用，电视机还在正常工作，但工业化的大生产和设计创新推动更频繁的更新换代。新设计的产品造型和色彩、质感可能更符合喜新厌旧的审美需要，新产品的使用功能可能正是日常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于是，一个以设计创新、技术创新为手段的商业行为构成了提前消费的理由、堂皇的循环系统。“很少会有厂家在生产出某种好产品后就止步不前，或是听任产品进行缓慢的自然演变。每年厂家都必须有‘新的改良过的’产品问世，而且新产品的性能通常不是建立在旧产品的基础上，这就给消费者带来了灾难”。此时，设计者与企业却借创新之名，出于商业目的将并不成熟的产品以“新理念”方式推向消费者，同时也将其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转嫁给了消费者。大量的设计“创新”在使用功能上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比如椅子拿来坐，水壶用来浇水，碗还是用来盛东西。但是表面的设计“创新”却层出不穷，消费者在踏进商家和设计师合谋的大卖场的那一刻，“设计感”总能从新感觉的一面打动你。但是，这部分设计创新只是满足了消费者的产品更新欲和新鲜感。同时，更多带来了产品功能的闲置。

今天，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手机或数码相机的功能使用到极致，也很少有人真正搞清楚家里这台电视机所具备的众多功能。在产品功能捆绑式消费中，我们被动地“消费着”。我们为这些本来并不需要的功能支付设计与开发的代价。设计与技术创新导致产品功能的复杂化，“把功能种类增加为原来的2倍，产品就会比以前复杂4倍；功能增加为以前的10倍，产品就会比以前复杂100倍”輥輰訛，并由此导致操作“繁复”的非人性。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理念出发，功能闲置及过度创新设计是对人类社会资源的不负责任。

电子产品配件不兼容性在当代科技条件下应该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但这一“难题”却被人为地忽略了。电脑总是由于配件配置的不断升级和不兼容而被淘汰，不同的手机还得使用不同规格型号的充电器，不兼容给使用者带来太多的不便和生产配件的浪费，同时带给商家的是更多的配件利润。苹果iphone手机的界面设计颠覆了传统的模式，产品功能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功能设置上有很大的互动空间可以自由拓展，给产品使用者在设计观念上以创新感。但在急功近利的市场占有率的利益驱使下，加速了新产品的推出，导致了第四代新产品技术不成熟而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也由于开发商个人对FLASH功能的偏见，导致苹果系列产品不能与普通FLASH界面相兼容。仅出于开发商的个人情结，剥夺了消费者的共享使用权。这也显示了产品开发商的个人主义色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设计创新的借口下满足消费者的精神享乐，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同时，这一类“创新”也带有明显的市场风险和浪费。

四、“品牌”是一把双刃剑产品的“品牌化”是消费市场商业运作的高级手段，同时也是商品利润最大化的一种营销方式。

奢侈品品牌则是品牌化运作的极致表现，它往往摆脱“物”的价值束缚，把消费概念提升到品牌文化和流行时尚、俗世价值的层面来进行消费。

商家正是利用了人们追求“时尚”的消费心理，通过设计把品牌转化为大众对炫目的、浮世的、表面的追求。品牌消费披上了流行与文化的代表的外衣，但实际上它的背后依然是利益，而非真正的“以人为本”的设计。商品的品牌化表现为以标志为核心的商品符号化，设计是商品品牌化的视觉手段，品牌开发商运用设计的手段在产品设计造型风格、品牌视觉识别方面进行与其他商品的差异化竞争。消费者通过品牌消费实现对品牌价值观和文化的认同，并在品牌物质和品牌精神两方面得到消费欲望的满足。

在此过程中，设计使商品消费提升为品牌消费，并为品牌商获取高额的品牌附加值。同时，品牌商把高额的品牌传播成本和营销成本转嫁到产品售价上，以品牌的植入来掩盖商品的本来价值，使消费者为品牌消费付出高额的代价。品牌开发商往往通过精美的设计和策划提升产品的形象，在品牌传播设计中避重就轻，只把正面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并利用品牌设计的形象使消费者增强对品牌消费的信赖感。开发商要求设计师通过精美的包装设计，以视觉美化和文化的标榜来烘托品牌商品的独特优越之处，这种包装在增加品牌商品价格的同时，增加了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不仅如此，“中华”、“黄山”、“利群”等卷烟品牌的命名还损害了这些名称词语的联想对象形象。“中华”烟包装上出现的“天安门”、“华表”等国家形象元素，体现了设计的不严肃和对传统元素的滥用（2010年8月，国家商标局已明令禁止了“国字号”商标注册及国家元素符号的商业化使用）。某些品牌则伪造品牌历史，虚构品牌传奇，品牌通过设计策划被定义为“百年”“世家”等不实名称，并不断在广告、包装的传播信息中传达着这样的品牌卖点，误导了消费者，设计无形中也成为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推手。品牌还利用了名人在影视作品传播中所塑造的正面形象和公众影响力，代言品牌产品，以增加品牌可信度。事实证明，名人并没有超人的能力来证明品牌商品的优质和可信性。奢侈品设计与营销更是利用了普通人想拥有“时尚产品和高尚生活”的欲望，设计和策划市场领导意识，并通过产品设计、品牌历史和文化、品牌传承和血统、品牌故事、名设计师、名模炫丽地保持着高价位高附加值，把品牌化运作到极致。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外奢侈品营销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蚕食性掠夺和文化的侵入，并通过品牌控制，把资源的高消耗后果留给品牌代工国家。“品牌化”消费必然背离产品的本来价值，并产生了消费的社会阶层化，消费者以此来显现地位身份和实现自我价值。品牌化消费在消费表象上划分了社会人群贫富的差异性，“家具和服饰的品味可以提供给我们依据来推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他（她）所属的社会经济阶层，甚至可以推断一个人的价值观体系”。

极度地膜拜和消费品牌奢侈品，实质上是消费者内心精神贫乏和渴望自我价值体现的焦虑表现，华丽的品牌装饰下是内在的空虚和财富表现欲望。当然，奢侈品牌商品具有高品质、高文化内涵、高附加值的属性，在经济能力允许下适度消费，拥有精美的物品，是物质和精神审美需求的常态，是正常的消费行为。但是，我国仅仅是品牌代工的大国，整体经济尚不发达，近年来，却渐渐发展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结语每一个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都会面临社会大众过剩消费的现象，设计师应该从职业自律的角度去分析和认识，从社会的积极良性发展、公平正义、环境保护等方面出发，通过设计的手段，来使大众觉醒和感悟。日本设计师田中一光《设计的觉醒》的“序”中说：“设计可以介入大众生活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作用，从日常角度入手，倡导资源循环再利用，为企业提供了将设计转化为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新方法。”上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鼎盛期，田中一光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极度浪费、追求物质欲望、好享受的消费现象，提出“设计定要向社会发言。并从基本观念入手，向社会灌输了‘合适就好’的生活新理念”，并知行合一，主创了“无印良品”品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乃至当今世界设计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该品牌从产品材质、色彩、品牌形象乃至产品陈设，都推崇简朴的风格，不仅提供了相对便宜的价格，而且还在社会中引导构筑了知性生活的形象。

在崇尚奢侈品消费的当代社会，这种凸显设计师的良心、设计上运用强烈的理念反差对比而赢得的商业成功、适度引导并领先于社会审美和生活理念的普通水平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设计师在社会生活中肩负着多重责任，正如设计理论家杭间所说的：“游离于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他们，是一群特殊而又固执的人，他们受制于技术发展的制约，但又保留着艺术家对创造力的追求梦想；他们难以超越设计委托方的要求，但同时他们又有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和良心。

”輥輴訛设计师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良心，正是化解大众消费超前、个人欲望极度膨胀的社会症结的重要力量。因此，设计师在服务于商业大众、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具有面对社会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感悟性。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虽然欲望是设计创新的基础，满足更舒适的生活需求是设计的基本目的，但“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理想”。虽然设计离不开与商业的关系，但设计师独立的尊严与符合社会发展的自律性应当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代设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亟需正视的伦理学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责任编辑陈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