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言志”说谈“诗缘情”的兴起
[ 摘要] “诗言志”和“诗缘情” 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两种的认识。历来学术界多趋向于将二者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诗应侧重于反映现实, 为教化服务, 体现诗人之意志，后者则强调诗应感物抒情志, 情物交融, 表达诗人之情性。但是当我们仔细寻绎二者在中国文论史中的发展足迹，就会发现二者并非根本对立，而恰是相互生发，相互影响，共存于中国古代文论中。
[ 关键词] 诗言志 诗缘情 源流
《尚书• 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诗大序》在倡导儒家的“风教”之后, 对“诗言志”作了如下诠释:“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 嗟叹之不足, 故咏歌之; 咏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这些论述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的本质的基本认识。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将古人四个批评意念( 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 分为纲领和细目两类，认为纲领是“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即关涉何谓诗歌的根本性观念，细目是关于理解诗歌方法论的，是隶属于纲领的，他说“诗言志”和“诗教”是纲领，其中“诗言志”产生最早，更是“开山的纲领”，“比兴”是介于纲领和细目之间 ，“正变”是理解诗歌史的方法论。
在诗论上，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即“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世论诗都以这三者为金科玉律，其中“诗言志”更是首要的纲领，重要性最突出。“诗言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深刻、悠久的传统，朱自清《诗言志》一文由“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部分构成，他指出，“献诗陈志”是“由下而上”传述讽旨；“赋诗言志”是“在上位的人”互相称颂“表德”。
这是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
《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颂，这也是春秋之前“诗以声为用”的原故所在，但“诗经”中也有很多非讽非颂的“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只为了他们的声调，为了他们可以供歌唱，比如《左传》录声伯《梦歌》，便为记梦的预兆，如此说来，《诗经》对于促进“缘情”诗的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影响。“教诗明志”是指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实施教化，引导风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之人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然还不承认“诗缘情”的价值，却已发现诗的这种作用。
“作诗言志”是诗人表达个人的想法，为自己写诗，然而言个人的穷通出处或人生义理，是“诗言志”的引申义，“诗言志”谓表现怀抱，其本义是讽颂，反映的是一种政教意识，与“文载道”是一致的。朱自清认为，“言志”跟“缘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所理解的“情”质地比较单纯，指感性的、个人的含义，这正是我们对“情”的狭隘理解的一面，诗人纯粹为表现个人感情、无关政治教化而创作诗歌，这才形成了“诗缘情”观念。
他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是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夫》，包括宋玉的《九辩》，以歌一己之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地位。汉兴以来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有讽谕之义”（《汉书. 司马相如传赞》引杨雄语），能帮助发挥“缘情”作用，东汉赋才真正走上“屈原赋”之路，因为到东汉五言诗逐渐发达，抱这种态度的诗人更多，五言诗出于乐府诗，乐府诗“言志”的少，“缘情”的多，无论是“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人，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都促进了“缘情”诗的进展。沈约还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那却是“缘情”的赋，不能称为“言志”了。正始（魏齐王芳）时代，阮籍才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之外迫切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赋缘情而绮靡”这一新语，他还说“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有意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
陆机的" 缘情说" 是艺术社会学走向审美心理学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先秦、两汉时期, 经儒家规范了的" 诗言志" 占主导地位." 诗缘情" 出现后, 它对儒家的" 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 言情文学日益兴起, 促进了我国五言诗发展，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东晋的“玄言诗”抄袭《老》、《庄》文句，专歌咏人生义理，钻入狭隘“言志”犄角里，最终衰灭，出现陶渊明、谢灵运等兼包“缘情”、“示志”两义的作品，不够他们志在田园、山水之间，更趋向歌咏人生的“缘情”之作。
六朝人论诗，少直用“言志”这词组，他们一方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一面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只得将“诗言志”这句话改头换面，来影射“诗缘情”那句话，如沈约《宋书. 谢灵运传论》云：“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
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其中，“志动于中”就是《诗大序》的“情动于中”，“刚柔”是性，“喜愠”明说是情，一般的性情便是他所谓的“志”。刘勰《文心雕龙• 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便是“志”，“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缘情”作用也就包含在其中。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 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这里说“性情”、“心灵”、“长歌骋情”、“幽居靡闷”是“缘情”的表现，“陈诗展义”、“穷贱易安”是不忘传统“言志”的表现。六朝诗学影响唐人，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诗大序》里“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几句时说：“此又解作诗所由。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万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 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 此之谓也。
”这里“所以舒心之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言悦豫之志”、“忧愁之志”，都是“言志”和“缘情”两可含混的话。很多诗人在言个人的穷通出处或隐逸之志时，都似乎不离政教。“诗缘情”的传统掩在“言志”的影子里，不能出头露面。白居易继承了陈子昂的观点, 加以总结和发展,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创作目的并付之于实践。
他还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对“情”作了精辟论述, 提出了新的见解。明代李贽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童心说”，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公安派袁宏道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说诗“以抒发性灵为主”，强调自然天真和自然趣味。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又紧接其后，崛起于江汉平原。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钟谭二先生评明诗归》）。
直到清代，纪昀论诗，受陆机“缘情”影响，干脆提出“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钱谦益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 陶冶性灵, 流连景物, 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 或清而扬, 或深而秀, 分寸之间而标致各异。”他还将“志”、“气”、“情”并提, 特别强调“志盈于情”。清代另一位诗论家叶燮认为诗离不开感情, 是发愤之作, 必须有所感而发, 同时, 对诗之“志”的理解是“才”、“识”、“胆”、“力”的载体。他还说:“惟不可名状之理, 不可施见之事, 不可径达之情, 则幽渺以为理, 想象以为事, 惝恍以为情, 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对“情”与“理”作了独到的分析。袁枚论诗以性灵为主，他将“诗缘志” 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了。实际上，这些“歌咏自己”的诗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个人的穷通出处，其实都没有离开政教。这也引来了文学批评史上的“言志”和“言情”是否对立的争辩。杨明《言志与缘情辨》一文指出，言志与缘情二语无根本区别，言志也可以表现一般的生活意趣、抒发一般的想法怀抱，“志”、“情”都可以指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未必一定与政教有关，所以《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实质上是志、情并用，意味相同。况且, 检阅整个文学史, 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实质上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 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 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 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 情物交融, 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
我想这应该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言志”、“缘情”两个主张的关系的更符合实际的说明，也是对“诗言志”和“诗缘情”说在本质上相生相依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