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曾多次向国人表明,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这个重要的命题被过往的中国有意回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均富"( 共同富裕) 是两者的共同本质,"天下为公"是两者的共同文化归宿,"实用理性"是两者的共同心理基础.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主义;中国文化;天下为公
　　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30年来的伟大改革开放实践向世人表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有其固有的渊源,过往的讨论已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差别,这些年来却并未得到充分地展开和演绎.该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呢?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 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
　　1924 年1 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 "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2]1924 年8 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 "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孙中山说: "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4]
　　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几十年来,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关系探讨在大陆是理论禁区,港台的学界也有意把民生主义往所谓的资本主义上面套.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内地学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屡有论及,也有不少的新见,但总体来说,没有摆脱过去的阴影,不是点到即止,就是左顾右盼,雾里看花.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召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对这一问题有重新的认识.
　　以笔者的浅见,至少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继承性的关系.
　　一"均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共同本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囿于苏联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模式化、形式化,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遭受不少挫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以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发扬光大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前人不同的是,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邓小  平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层次、发展的概念,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其目标,而不在于其发展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要按照某种前定的模式搞本本主义.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定为"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定位,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了根本性的趋同.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几乎如出一辙.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均富",也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与孙中山的理念都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是"富",第二是"均"."均富"的第一个规定是生产力的发展所造就的财富的极大丰富,这个规定是前提.
　　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个规定应该是财富的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深刻地体会到近代中国民穷国弱的现实,他指出: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6].1984 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好人士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较详尽地表述: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这一点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孙中山说: "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8]
　　"中国今日情形在上下交困,大家都穷,无甚差别.
　　由此可知外国患不均,中国患贫"[9].所以,孙中山极力主张发展中国的工商业,依靠国家的力量聚集资本,甚至利用外资来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尽快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核心是"民生",就是要使财富大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是这样解释民生主义的,"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画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10].孙中山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的《建国方略》,就是解决中国国穷民困的一个宏伟计划.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便立即就任于全国铁路总督办,四处奔走,为的就是尽快开发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积聚财富,以解决国穷民困的窘境.
　　如果说,解放生产力,积聚财富,是孙中山和邓小平建国理念的前提,那么对财富的全民分享可以说是两人更为共同的施政方略.
　　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到财富的全民分享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意义.1990 年,他说: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1]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高度一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说: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13]
　　他还说: "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14]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大旨》的演说中说: "所谓要实行民生主义,缘因于贫富不均."[15]
　　他在《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的演说中说: "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不愿少数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16]孙中山所提倡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就是一条达成"均富"或"共同富裕"目标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之路.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际视野中去找寻"均富"的理念,但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均贫富"的主张无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价值出发点.中国文化的成大集者孔子的警句"不患寡患不均",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国人的血液中流淌.这种共同富裕的理想其实在《诗经》的"坎坎伐檀"声中就可以听出来.
　　二"天下为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共同文化归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财富、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倾向,这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及其社会形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但提倡"均富"或"共同富裕"却是人们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经过充分反思后才出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生主义来说,"均富"或"共同富裕"  是现实的社会施政方略,之所以它们有相同的现实方略,根源就在于共同的文化源头,这个共同的文化源头就是中华文化的旷远理想---天下为公.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手书"天下为公"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仔细研读孙中山的文集,不难发现,"天下为公"确实是孙中山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的内在出发点.孙中山虽久浴西洋文化,以富有西洋色调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他的革命纲领,并经常以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来解释其三民主义,但在他的文化心理深处,中国文化的理想---《礼记·礼运》中的"天下为公"才是他的终极归宿:
　　昔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 "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17].
　　在《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旷远理想.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夏、商、周三代.他把复兴到生机勃勃的"三代"大同社会作为其目标.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文化根源也来源于传统文化,这一点从他把近期中国建设目标确定为"小康",就可明显地反映出来."小康"的理想同样出自于《礼记·礼运》,在"大同"之下.孔子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位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8].
　　很明显,"小康"仅仅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初级阶段而已.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主张有着极强的渊源.
　　必须分辨的是,向来文论都把"天下为公"理解成"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实则在传统中国的理念中,最核心的是宇宙的秩序( 所谓大道流行) ,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
　　说到"天下为公"的理念,必须提到先秦极重要的著作《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贵公》篇中对"天下为公"进行仔细解说: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鸿范》
　　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 甘露时雨,不私一物; 万民之主,不阿一人[19].
　　在《吕氏春秋·去私》篇中,又说: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20]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从该句的上下文来看,笔者颇怀疑"天下之天下也"应作"天之天下也",从《吕氏春秋》总体语境上来看,似乎也应该这样理解.
　　在《吕氏春秋》所代表的古典中国文化中,"天"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它不仅是物理秩序,更是一种伦理秩序.在经典中国,天地秩序、社会和谐是价值至高的,个人权利( 不管是谁) 在前定的"天地"秩序面前,都是无法等量齐观的.
　　这一点在孙中山的学说中有充分体现.虽然孙中山常用民有、民治、民享来解释其三民主义,但同时必须看到,他在对待个人自由这一西方观念时非常审慎.个人自由在西方民主架构中是最核心的价值,而在孙中山那里,则常用国家、民族的自由来取代个人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骨子里的中国情怀.
　　笔者这么说不是要贬低现代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但是反思的人们应该想到,民主只是达至人类理想社会的一条途径,它并非人类社会的理想本身.
　　现代世界的民主实践也表明,民主并非一副"万能良药".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以天地秩序、社会和谐作为价值目标的路向是完全不可行的,问题的关键是,谁应该成为天地秩序的解释者,谁最终握有终极价值的决定权.在古典中国,"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些"先知先觉者"负有带领整个人群迈向理想社会的神圣责任.中国古典哲人把理想社会的实现寄希望于集君师于一身的所谓"先王","先王"是终极价值的裁判者.在《吕氏春秋》中,"师"这一身份则取代"先王",取得了对宇宙人生的最终话语权,而这里的"师"与"君"的身份是分列的.遗憾的是,秦始皇以后这样的政治构想被国人彻底遗忘.正是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承继了先秦时代的流风遗韵,孙中山旗帜鲜明地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于"先知先觉者".唯一不同的是,古典中国的"先知先觉者"是"先王"或"师",现代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则是孙中山自许的新型知识分子.
　　正是基于这样的传统渊源,因此,孙中山非常强调国民党对全民的责任,它要以"先知先觉者"的身份承担对全民"训政"的义务.而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从创党开始就以"先锋队"自居,恐怕不能说与古典中国的传统以及孙中山的学说主张毫无关系.
　　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放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前面,深刻地揭示了其与古典中国的传统、孙中山的学说主张无法回避的内在关联.
　　三"实用理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共同心理基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常被指斥为在理论方面不连贯,从孙中山的一些解说中也确实看到这样的情况.
　　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 孙中山并未给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他的一些说法确实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无独有偶,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求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前后变化.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非常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 "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1]但到了改革开放比较深入的1990 年,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时,他却说: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2]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提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正如上面所提到的,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后达成共同富裕.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本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正统学者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然包含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以笔者浅见,这是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一个误读.
　　笔者认为,像所有中国的先哲一样,孙中山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者,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用理性的体现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现实的目标才是最为关键的,走向目标的道路、采取的方式方法、用什么口号无关紧要.孙中山和邓小平这两位近现代中国伟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样的实用理性支配下,如果他们发现原来的道路、口号有问题,就可以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加以修正,甚至放弃.
　　回顾孙中山一生的奋斗史,这样的修正,甚至转向随处可见.唯一不变的是他振兴中华、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的理想和矢志不渝的现实努力.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和孙中山前后相继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处处体现出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的印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非先验的.它是处于黑暗中进行摸索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并不是普通的工农群众) ,为了追求与孙中山相同的现实目标所进行的尝试之一,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他们中的一批人坚定了走苏式道路的决心.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事实不是列宁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效仿苏联的最关键性的理由.
　　当苏式的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受失败,而中国的苏式社会主义实践也面临严重考验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用理性的指导下,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看似来源于马列主义,实则脱胎于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精神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对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省,毫不动摇地对一些过时的理论进行修正.
　　依据这样的逻辑,不难看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不应该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因素.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其目标,即"共同富裕",关注的是财富的产出效率和分配形式.与孙中山以及中国古代先哲一样,邓小平"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分配环节上的"公",而不是生产环节上的"公".过往的苏式生产环节的公有制并没有使中国内地在改革前的财富产出效率高于同期的西方,并远低于港台地区,而瑞典、挪威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又让邓小平看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并不妨碍社会财富的全民分享.所以,邓小平在后期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定不包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容便是自然而然的.而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这样的实用理性支配下,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用主义举措转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社会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口号,则完全把握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在一个不太精确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从民生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所完成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一样,既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向,也是对传统政治理想的一种  理性回归,不同的是,前者比后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