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纵观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自治”，即学生自治；另一是“他治”，即学校对于学生的规束。“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和早期出国人士的“海归回游”等导致了学生自治的普及，但实际操作中学生自治存在着法律松弛，难以管理和界限不明，干预校政等问题，因此在自治同时也要实施能明确学生自治限度，具有严格的日常管理和严格教学管理的“他治”，体用一致，二者不可或缺。
　　关键词： 中国近代；高校；学生自治；“他治”；学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116-09
　　中国近代高校伴随着教育宗旨的重新厘定，早期出洋留学一代的“海龟回游”，杜威访华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促成与推动了学生自治成为20世纪初高校学生管理的一种“流行风潮”。套用张之洞的“体用说”，此时的学生管理的中心思想为学生自治，即通过学生自治来培养如梁启超早期所说的“新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1］。学生自治毕竟是个“舶来品”，在实际操作层面还存在着理解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诸如界限不清，学潮不断，纪律松弛，学业难以为继等现实情况。基于此，“他治”的介入将有效地缓解以上诸问题，毕竟如胡金平教授所言，学生自治的本质在于民主社会自治能力的练习［2］。然而不管“他治”如何介入，对于20世纪初秉着“教育救国”的中国近代的教育家们而言，其目的始终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生自治，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学生自治与“他治”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套用张之洞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期间学生管理的主要特点，即“‘自治’为体，‘他治’为用”。
　　一、 “自治”萌芽的产生：学监制到“自治”的过渡
　　研究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自治，绕不开其脱胎的母体——晚清，它孕育了“自治”的萌芽。洋务运动期间，各洋务集团“废科举，兴学堂”，共建各类新式学堂三十几所［3］。不管是三十几所新式学堂还是后来维新运动期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实行学监制，由学监、舍监负责管理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首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京师大学堂“制学规，定章程”，但从《京师大学堂禁约》以及《京师大学堂条规》中不难发现，其学生管理基本还是沿袭了国子监的做法，采用强制、规束、禁锢等办法约束学生，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更遑论学生自治。
　　但是，晚清毕竟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潮的浸染，与完全官设的京师大学堂不同，从盛宣怀创办的“半官助、半商助”的南洋公学上可初见学生自治的端倪。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在1896年10月31日奏请设立于上海，作为近代大学的雏形之一，南洋公学在“墨水瓶风波”之前，特聘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任监院，加强对学生的管理。1902年的“墨水瓶风波”促使南洋公学不得不对原有的学生管理方法作出调整。
　　事情的缘由为教习郭镇瀛上课时在课桌上发现一墨水瓶，误认为是学生伍正均故意所为，遂将伍正均开除，还将全班其他学生以“匿不告发”为罪名集体记大过，结果招致全班学生强烈反对，要求学校辞退郭镇瀛，恢复伍正均的学籍，虽经蔡元培的帮助，学生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于是200多人集体退学。“墨水瓶风波”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学生反抗学校专制管理的重要事件。
　　随后，盛宣怀在总结学生管理不善的教训时，改监院为斋务长，主要负责考验学生的学业与管理学生宿舍。同时，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实行“导生制”，即由师范学院年长的学生管理其他院的学生，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引导，颇有实效。
　　南洋公学的“墨水瓶风波”从侧面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主风气的浸染，学校在学生管理上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求变，过去强调绝对纪律与服从的学监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治会上批评学监制有如下几个缺点：首先，易造成敌对意识，好事往往变坏事。其次，不尊重他人人格。学校应遵守的规则很简单，无外乎卫生、学业与品行，无须他人代庖。最后，不利于国民自治精神的培养。学生被治，将来出去办学校定要治人，流毒无穷［4］。总体而言，清末的学生管理主体还是以旧时管理方法为主，学生鲜有自主权，但已见学生自治的萌芽，为中国近代学生自治的普及、兴盛首开风气。
　　二、 “自治”为体：“自治”在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普及与实施
　　（一） 学生自治普及的影响因素
　　1912年“民国”建立，彻底与封建帝制相告别，迎来了“民主与共和”的新时代。清末时代的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学生管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学生自治成为这一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流行风潮”，迅速普及开来。在分析学生自治何以成为“流行风潮”的缘由时，华东师范的博士生陈华认为主要有5股力量的推动：1919年的杜威来华事件、“五四”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说以及20年代的公民教育运动［5］。陈华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是还有两个因素也不应该忽视，一个是“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另一个是早期出国留学人士的“海归回游”。
　　1. “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学生管理作为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教育宗旨与办学方针的引导。1912年2月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一文，以备为即将举办的高等教育会做讨论的准备。文章批评了清季的“忠君”、“尚孔”等皇上钦定的教育宗旨，针对“共和时代”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培养“现代公民”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实例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以及美育）的教育方针。同年7月10日全国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对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举”的方案进行讨论，除去世界观教育没有得到多数赞同而没有通过外，其他4项基本通过，形成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并于9月公布实施。
如蔡元培所阐释，这一方针所指的“道德教育”即由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亲爱”；“实利主义”包括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等应用主义学科；所谓“军国民教育”即为以自卫为主，融合强生健体的体育教育；所谓“美感教育”，即为以艺术、音乐为主的教育。然而，按照蔡元培的理解，这四育各有侧重，具体来讲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感教育占25%，其中没有被通过的世界观教育占5%。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6］。当然，对于这样的量化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是总体来讲，这一教育方针与清末的教育方针有本质区别，基本思路是想通过德、智、体、美四方面的教育来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
　　宗旨既定，学生管理作为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途径，也必定随之改变，以与培养目标相适应。1919年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谈及学生管理方法的转变，其中专门讨论学生自治，陶行知认为“学生自治是学生团结起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方面说，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7］。紧接着，1920年中国教育界在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上确立了“学生自治纲要案”：共和国教育，应养成全国学生人人有共和国国民之资格。欲养成学生的共和国国民资格，必须让学生在学校中就开始过“自治”的生活，练习“公民自治”［8］。
　　可以这么说，教育宗旨的彻底改变，是学生管理方式得以改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学生自治能够风行的理论依据。
　　2. “海归回游”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自1872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期留美生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出国的留学生约有4万多人。按照南开教授李喜所教授的研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大概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民初以及五四前后［9］34。各时期的留学人员所学专业以及所留学的国家各有侧重。就所学内容而言，早先有严格的规定，主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注重“技”的层面，越往后越侧重国家制度的学习，诸如留法则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传播了马列主义，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做出了贡献。就留学国家而言，主要有3个“方向”，分别是：留日、留美与留法。但是对于国内大学制度的建立、学科分类甚至学生管理具有重要影响的当属留美生。
　　自容闳率先走出国门留学美国至“民国”结束，留美学生总共为15 000人［10］。自20世纪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建议本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遣派留学生之用，留美（或自费或公费）便成为一股不小的热潮。“海归回游”主要是指留美归国人员。
　　这些留美归国人员，相当多的进入高教机构。1917与1918年分别有人对留美归国人员的职业做过统计，发现教育在其职业选择中占了很重要的比重。1917年归国的留美生有344人，其中从事教育的有130人［9］307。1918年，有人对95名归国留美生的职业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49人为大学教员，占51.57%［11］。这些留美生，受旧时代教育影响较少，思维开阔，能够积极接受新的理念，加之青年有为，正值当年，对“教育救国”抱有极大的热情，从事教育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这部分留美学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在大学里主政。据谢长法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12］。
　　基于此，学生管理方式必定受到留美生的影响。留美生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留学期间耳濡目染地受西方学生管理方式的浸染，归国后以其言行影响或推动学生管理的自治化。张伯苓就说过：“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们要取法的（只）是他们的方法和民治精神的使用”［10］。加之高校主政的大多为留美生，在学生管理上更具“发言权”，使得学生自治的推行更容易。二是通过成立各类教育团体来推动学生管理中的学生自治。比如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学生自治案》，该案称各学校就必须实施学生自治，学生自治可以发展青年天赋，能养成其互助的习惯［13］。
　　当然，社会对于留美生也有批评，诸如1919年在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教育厅长虞和钦介绍美国谭唐先生的演说，针砭留美学生仅仅带回物质文明做自了汉，而不带回美国精神文明［14］。不管如何，总体来看，留美生对于学生管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杜威来华，更是让这种影响达到了高潮。杜威访华期间谈到“自治”以及学生自治的文章有《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共和国之精神》、《平民主义与教育》、《自动与自治》、《学生会的宗旨与办法》等。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由日本抵达中国，由其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负责接待，随后即发生了“五四”运动，推动着杜威关于学生自治的思想的传播。
　　（二） 学生自治在高校管理中的普及与实施
　　对于学生自治起于何年、何校，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一说，学生自治始于“五四”运动。比如1934年林砺儒在《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月刊》上发表《关于自治》一文，文中说到中国各校学生自治开始于“民国”八年，即“五四”之年；一说，学生自治在“五四”之年之前。南开大学教授李喜所在研究北洋大学的学生社团时强调，1917年北洋大学即成立了学生会（后来教育部统一将学生会改名为自治会）。尽管清华大学的学生会在北京成立最早，也较北洋大学晚两年［15］。综合这两种说法，可知学生自治并非晴空霹雳出来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五四”运动恰好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使得学生自治迅速地在全国普及以及实施。
　　学生自治在高校普及，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就是：学生自治成为教育家们乐于发表演讲的话题。
　　1919年蒋梦麟在北京高等师范成立纪念日上发表《学生自治》的演说，着重讲了3个方面：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三是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勉励学生若“有了精神，知道了责任，又能平心静气来解决问题”，则“学生自治不会没有不发达的道理”［16］192194。随后于1920年9月蒋梦麟又在北京大学开学师生见面会上发表演说词，直面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与“治”并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观点之一。
与蒋梦麟一样，蔡元培亦在多个场合提及学生自治。之一，派往欧洲考察之前，在学生欢送会上发表演讲，提及本校学生自治的情况；之二，在北京高等师范成立十一周年的纪念日上，也即学生自治会成立之日发表学生自治的演说。除蔡、蒋二人之外，胡适、林砺儒、陶行知、张伯苓等在不同时期与场合亦对学生自治表达过关注，甚至有些学者如陶行知，还对学生自治做了理论上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蔡元培、蒋梦麟为代表的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们，对于学生自治不厌其烦地频繁演讲，一方面其目的在于指出问题所在，“引起疗救的注意”；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学生自治在高校的逐渐普及流行，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立学生自治会，当然，如胡适所说，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因仓促上马而导致组织不完备，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下文将着重讨论问题之所在。
　　在如此氛围引导下，著名高校如晓庄学校、南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不仅设立了学生自治会，亦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学生自治能够有效地开展。
　　如前所说，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对于学生自治做了理论上的阐述，并在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以及抗战期间的育才学校等加以推广。其倡导的“小先生制”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17］。南开大学不仅在形式上顺应学生自治的“时代潮流”，亦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作为。“民国”十一年，南开因疫停校，张伯苓遂率领教职员工与学生数人，前往京西香山慈幼院开会，商讨校务。会中专设议题，讨论学生自治的议案。就这一议案，会议达成两个共识：首先，先以讲室、柔软操两项入手，若有效果再图扩充；其次，各班班长改为值周生，维持“自治”之事宜［18］11。为进一步推进学生自治，在另一议题中规定每班特设辅导员，为各班学生自治的顾问，且废除班长以发展民治精神。南开在学生管理中对学生自治做了有益的尝试，较蒋梦麟所总结的“治而不自”有了质的飞跃。1919年郭秉文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其对东南大学的学生管理做了改革，废除了学监制，正式成立学生自治会，将学校事务进行区分，部分通过学生自治会进行处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以上几所高校之外，提学生自治，便不能不提北大。在学生自治的引入方面北大也走在前面。作为“民国”初期教育宗旨的制定者，蔡元培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自然在学生管理上提倡学生自治。其实早在南洋公学执教期间，蔡元培就积极提倡民权，尊重学生意愿，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与蛮横，随后与因“墨水瓶风波”而退学的学生一起离开学校。
　　北大为什么要推行学生自治，除了要通过“自治”来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之外，也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蔡元培认识到学生自治的可行性。他说：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在社会上，事实上已经处于指导地位。因而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应该“励行自治”，“人人能管理自己，同学能互相管理，不要如从前样子，定要学监、舍监来管才好”［19］。
　　1920年10月20日，蔡元培在学生欢送会上指出了本校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诸如，闹了不少笑话，校外“说我们的人很多”，但是依然支持学生自治，并确信学生自治能够有更大的进步［20］。蔡元培之所以确信学生自治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是基于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学校的事情很简单，不过卫生、学业品行等等，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从尊重人格的角度来说，更不需要别人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对人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强调学生自治的同时，也不回避人所惯有的惰性。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可一旦交给管理人员，则学生便会不知不觉把一切诸如学业、修养、卫生等种种责任交由他人。基于对学生自治的充分信心，蔡元培批评了其他高校对于学生管理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学生出现种种不规则的事情，是因为管理得不好［21］。
　　以上所举的高校即为当时深具影响力的高校，在这些高校的示范下，学生自治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
　　三、 “他治为用”：“他治”的监督与有效补充
　　（一） 实际操作中学生自治存在的问题
　　“五四”之后，学生的民主意识空前浓厚，学生自治在各高校如火如荼地开展。“欲养成学生的共和国国民资格，必须让学生在学校就开始过“自治”的生活，练习公民自治”，既是练习，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加之，中国缺乏民主意识，学生自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定会出现部分“水土不服”的现象。
　　对于学生自治的“盛况”，林砺儒表达了自己的悲观，其在1934年的《勷勤大学师范学院月刊》上撰文指出：迄今，国内各学校学生自治已经过了十几年，回顾起来，成绩很少可观。文中也给出了“很少可观”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国民性是极不宜于团体自治的［22］。暂不论国民性本身的问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者在审视学生自治“中国化”的轨迹时，表达了对于学生自治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担忧。同样，在较早的时候，蒋梦麟对学生自治也表达过担忧，告诫莘莘学子“诸君！自治不是好玩的事情”［16］193。联系当时著名高校的实际情况，两位的担忧不无道理。学生自治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1. 纪律松弛，难以管理。纪律松弛，难以管理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五四”运动带来的后遗症。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在国难当头，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五四”运动对于学生来说，是不得不而为之的一个举动。并不是学生想要这样，是被时局逼着青年学生起来干预时事。客观环境造成“五四”运动的产生，也客观地使得学生愈加迷恋学生运动的“魅力”所在。
　　当参加学生走上街头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极力阻拦，蔡校长的苦口婆心终究敌不过学生的爱国热情。在盛赞学生爱国行为的同时，也在担忧，当这些学生一旦尝到运动带来的好处时，会像吸了鸦片一样，难以自拔，后来北大的“讲义费风潮”证明了校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越来越多的罢课、逃课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时，蔡元培倍感失望，当学生围堵校长办公室时，蒋梦麟眼中的“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的蔡校长举起拳头，大声喝道“请站出来与我决斗”！事情告一段落以后，立即请辞校长一职。
当然，“五四”运动以及其后遗症与其提倡“自治”的大环境是相关的。“民国”教育方针的重新厘定，其目标正是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为学生自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就在这大环境中的“现代国民”才会选择踏出校园，走向街头，向政府发难。如潘光旦所言：只是外力的深深刺激与重重压迫，并不能引起发难，这些发难用在意志消沉、饱经世故的人的身上，也不会引起发难［23］。因此，也就是处在特定环境下的青年，“五四运动”式的发难才有可能。
　　二是“五四”运动是个放大镜，无限放大学生自治的范围和效能。“五四”运动之后，如蒋梦麟所说：“北大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便罢课闹事；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24］
　　因倡导学生自治，发扬“民治精神”，另外，青年学生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天然的局限性，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从众，盲目自信，加之杜威博士在福建第一中学的演讲中提到的“学生只从机械的着想，不从精神的着想”等等原因［25］，使得学生自治难免走入误区，纪律松弛，越发放肆，难以管理，给正常的教学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2. 界限不明，干预校政。界限不明，干预校政，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正面意义。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如何办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也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着照搬，借鉴，如何使之本土化的困扰，因此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有些对校政的干预，被事实证明是有着正面意义的。诸如1924年南开商科学生宁恩成对于学校教育的不满而发表了《轮回教育》一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学校师资存在的弊端，机械地照搬欧美教育模式。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南开师生的热烈讨论，最终这一事件促进了“南开放弃机械地照搬欧美教育模式，进而推动了南开走上了适应中国发展的土货化道路”［18］184。此类对于校政的干预也是学生自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干预校政的另一意义，即是负面的意义。主要是违背教育规律，干扰正常教学等诸多不良行为。如上文提到的“北大学生竟然取代学校当局聘请或解散教员的权力”即是典型的例子，超出了学生自治该有的界限。1925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学生包围校长室，竺可桢上前劝止，反遭学生呵斥，举止极不文明，遂于是年离开东南大学［13］。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干预校政方面具有的巨大能力。
　　20世纪初发生的学潮非学生所愿，但在客观上讲，学潮也催生了对学生自治的模糊理解，加之“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初尝“权力”的滋味，有意或无意地曲解学生自治的本质，以至学生自身在履行“自治”权力时界限不清，校方难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其实不光是学校，20世纪初，整个中国都处在“民主实验”阶段，需要更多的启蒙和教育，学生自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诞生的新事物，在执行过程中有问题，也属正常。
　　（二） “他治”的监督与有效补充
　　尽管学生自治在发达民治，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学生管理实践中出现了较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使得学生自治的效果打了折扣。因此，单靠学生自治，难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他治”就显得很有必要。蒋梦麟在1923年北京大学纪念会上，在谈到北大精神时，对于这一问题有过表述：北大有两种精神，一种是大度包容的精神；另一种是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是优点，但是也产生了两种缺点。能包容则择宽而纪律驰；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驰。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这一情况非追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独有”，事实上在1916—1921年期间的公立学校中具有普遍性，黄延夏在《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中提到，这期间公立学校有6个特点：一曰学生运动频繁而激烈，二曰学校训育缺乏……［26］。“自治”催生学生运动频繁发生，而导致“训育缺乏”。然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中，除了鼓励和发扬学生自治外，亦强调“他治”对于学生的约束。纵观中国近代各著名高校在“他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总体来说，“他治”相对严格得多，且值得借鉴与重视。“他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学生自治的限度。对于学生自治的界限，陶行知强调“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所负责的范围限于“学生应该负责的事体”［17］。既然是练习，则必须要处理好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所负责的事情，在一定的框架内做自己“应该负责的事体”。以北大、南开为例。
　　蔡元培虽然对“学生自治抱有信心”，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学生自治不是不加限制，诸如有学生要求加入评议会，即被否决。
　　至于南开，虽然在“香山会议”中专设议案，但是对于学生自治亦不放任，每班特设辅导员一名，一方面体现南开对于学生自治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于指导学生自治的开展。其实自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开经常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日，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是作为一个想通过“教育救国”的教育家亦不赞成学生罢课游行，武人出身的张伯苓认为“祗以手持旗帜游行于街市为爱国亦不免于肤浅”［18］8。此外，蔡元培认为，若要救国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爱国之心；另一是爱国之力，也即学问的能力。如此才能真正救国。这一点与蔡元培极其相似，后者认为，学生在校唯有研究增进学问。但北大与南开毕竟有不同的地方，北大在学生管理上重民主，南开则重纪律。所以，对于学生自治，北大遇到“讲义费风潮”——将学生自治与学校对立，也如杜威所说的“自而不治”，相比北大，南开甚至包括清华则少有此类事情发生。
　　从以上事例来看，以蔡元培与张伯苓为首的中国近代高校的校长们对于学生自治以及学生自治有可能引发的学潮、罢课等有着清醒的认识，持谨慎的态度，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很好地明确学生自治的界限，尽管有时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2. 严格的日常管理。基于对学生自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各高校在明确学生自治的界限之外，进一步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做了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严格的要求。
　　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经换过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良、何鵴时、胡仁源），没有一位能够稳定学校混乱的形势。此时，地处皇城边上，北大多作为升官发财之处所，成为“禄利之途”、“要誉之地”，且师生冶游现象层出不穷。1917年蔡元培在其就职演讲中“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以求，则其造诣，容有底止”，“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欲日偷，道德沦丧……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曰敬爱师友。“诸君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佳……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27］以上3点作为蔡元培“到校事视仅数日”对于学生（教师）所提的要求。此3点，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老生常谈，但在当时算是很严格的要求，不失为扭转学校风气的有力举措。
　　凡一学校有一学校之举措。相比于蔡元培之温文尔雅的“以三事为诸君告”，军人出身的张伯苓则显得更加果敢与雷厉风行：“鉴于民族精神颓废，个人习惯不良，欲力矫此弊，乃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悬为厉禁。犯者退学，绝不宽假。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骋的儿子就因犯校规而被开除出校。在校门侧，悬一大镜，镜旁镌有镜箴，俾学生出入，知所儆戒。箴词为：‘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18］56另外从“香山会议”中的一二提议，管中窥豹，从中可以领略南开当年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1） 教员告假，由教务课通知训育课派人到讲室看学生自修；（2） 按照规章制度，每学期学生缺席逾四分之一即行降班（后改为三分之一）［18］1012。考试制度也非常严格。如有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期终两门考试不及格，就得留级。
　　北大、南开对学生严格管理，清华也不例外。梅贻琦执掌校务期间，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发展“黄金期”，这期间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清华实行学分制与选课制，要求严格，淘汰率高。任职西南联大期间尤其加强学生管理，上课要点名，根据教务通则，学生一学期内无故旷课（包括体育）满16小时，给予警告处分；满20小时，给予训诫；训诫无效果，仍旷课满5小时，即令休学1年；一学期因任何事故于某学科缺科超过1/3者，不得参加该学科的期末考试，且成绩记为零［28］。
　　以上是近代深具代表性的高校对于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从学习态度、道德品行、师生关系、个人习惯、学业，甚至穿衣打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有要求。事无巨细，范围甚广。虽院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其严格管理的宗旨未变。
　　3. 严格的教学管理。然而，大学的严格管理，除了涉及学校对于学生的严格要求之外，还牵涉教授在教学方面对于学生的严格要求。愈是认真、治学严谨的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愈严格。以西南联大为例。
　　西南联大时期，因高校内迁，教授云集，其严格的表现各具特色，诸教授倘若有相同之处，则在于对待学生学业的态度。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回忆：“（联大）老师一般准备的很好，学生的作业很多……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个性差异与其态度认真、严格要求共同演绎了联大教授独特的风采。然而，虽如此，联大的学风也并非一直不错。费青（费孝通先生的令兄）就曾批评联大“松弛散漫”［29］。这批评，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大学的管理不应“松弛散漫”，自当严格要求。在关于联大教授的追忆当中，普遍的一个感触就是，师生之间如冯友兰所说，“打成一片”，也如陈平原所说“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诸教授虽严格要求，有的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形象（对女生亦不口下留情）”，其目的“惟精惟一”，即为新中国留下“读书的种子”，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努力。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高校对于“自治”以外的“他治”还是比较严格的。当一个人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到足以抵御外在干扰时，外部的干预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此时，严格的管理能够部分解决内心的游移与不在状态。因此，必要的相对严格的“他治”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 启示：体用一致，二者不可或缺
　　对于近代中国高校的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描述、追忆其间高校的“历史意义”、“宏大叙事”，而忽略“历史意义”、“宏大叙事”背后的“细枝末节”，诸如高校日常工作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学生管理。学生管理“虽小道”则“必有可观者也”——于“细微处见其精神”。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培养人格健全的“现代国民”，其核心的方法是引进学生自治。然而，学生自治对于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走出来的国家而言毕竟是个新的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如果仅仅是经验缺乏导致问题的产生，也就没有鲁迅、柏杨等对于人性中阴暗面的抨击。所以，当人性中的阴暗面与学生自治这一新的尝试结合，必然会问题丛生。这时，“他治”的介入显得相当的必要和及时。然联系“民国”高等教育方针，对学生管理即可有这样一个清晰的认识：“自治为体，他治为用”，“他治”是为了更好地“自治”。
　　今天重新回顾我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学生自治与“他治”，有着现实意义，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缺一不可。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是实施“他治”不代表学生没有“自治”的空间，在学生可负责的范围之内，实施学生自治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外各种思潮涌入国内校园，滋长了自由散漫的作风，对学生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大学如陈平原所说，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30］。希望回顾和重新解读中国近代高校的学生管理思想，能对当下的学生管理予以启发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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