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 论‘精神的底子’语文化(一)

三、“精神的底子”“思想性”“人文性”等等，在文学作品中都是被“意”所包含并被“言”表现出来了
　　“精神的底子”“人文性”等等，是传统语文“教化”观的延续，和“教化”观没有实质区别。“教化”一词，在《十三经注疏》（1815年阮元刻本）中共出现125次。不管是《尚书·舜典》的“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礼记·经解》中孔子说的“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学记》的“君子欲化民成俗”；还是《大学》全书的总纲即“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语文教育都把教化学者顺从统治作为一项重要实践任务。“教化”观虽然有“立人”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实质上是统治者在语文教育上的“意识形态化”，是统治者强加给语文的观念，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其对语文的干扰和异化已被长期的“非语文”现象所证明。要进行科学研究，就要如康德所说的，理性要在科学中成为一个因素，就要使科学知识保持“纯粹”的品格，“如果它是和来自其他源流的东西混杂在一起的话，必须首先分开来处理。”否则，“那就是很坏的经营了”。他还说：“理性只是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而产生的东西里面才有其洞见，绝不可使自己让自然的引带牵着走，而必须自己依据而定的规律所形成的判断原理来指导前进的道路，迫使自然对理性自己所决定的各种问题作出答案来。凡不是依照预先设计的计划而作出的偶然的观察是永远不能产生任何必然性的规律的，而发现必然性的规律就是理性的惟一任务。”⑩“精神的底子”“人文性”等等，是“来自其他源流的东西”（即“教化观”）“混杂”在语文“一起”的，是对语文的“自然的引带”和对语文“偶然的观察”的结果，是对语文的“很坏的经营”，“永远不能产生任何必然性的规律”，所以，必须将它们和语文“分开来处理”。语文“必须自己依据而定的规律所形成的判断原理”——即言意关系形而上本体之道，“来指导前进的道路”。
　　可是，语文里确实有精神、思想和人文，那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才能将它“知识化”？
　　原来，精神、思想和人文等等，都是被包含在人的“意”之中又被“言”表现出来的。宋代孙复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孙明复小集·寄张洞书》）这里的“道”指人文精神，它是教育的根本（“教之本”）。但它必须首先进入人的内心（“必得之于心”），“明诸内”（内心明白），才能“成之于言”，才能内而“适其用”，外而“张其教”。清代李渔也说：“王道本乎人情。……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闲情偶记》卷一）“王道”，就是“国为上”“民为本”“仁政”“爱民”“止战”等人文精神。“本乎人情”，就是“以人情为本”，即以意为本。“意”是真实存在，是实体，而人文精神不是实体，是虚的，它只有寄寓在人之“意”中才能得到存在和显现。“意”是驱使发言作文的原初动力和表达的目的，是言语文章能够存在的根据。任何诗文，都是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物。马克思说：“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十一）“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否定人的“自我意识”，就否定了人言说的独立、自主和自由。约瑟夫·祁雅理说：“应该记住的事实是，存在或真理只能通过个体化的存在才能得到说明。”（十二）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也表示，“只有当真理变成我身上的生命时我才认识它”（十三）。人文精神只有“通过个体化的存在”——“意”，“才能得到说明”；只有“变成我身上的生命”——“意”时，“我才认识它”。
　　其实，我国的先贤们也早就将人文精神与作者写作之“意”分开了。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下》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焕然于前者也。”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于汪菊士论诗》说：“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那些“人人能言之”的“可言之理”，那些“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那些为人所知的“众人之意”，都是属于人文精神的大道理，都不应该直接进入诗文之中，只有进入作者之“意”中，带有作者鲜明的“自家”色彩，成为作者“自家的话”，才能“焕然”而显，否则是要被人所“深耻”的。古人对“精神的底子”认识如此深刻，难道我们不该为我们的浅薄无知而“深耻”吗？
　　宋朝鲁饶说：“若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若但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辞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语言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三）这个“通理而可上达”的就是世界之本体、万物之本原的“道”，就是“意境（意蕴）”的美好境界。这是一个“辞（词）——言——意象——意——意境（意蕴）”逐渐升华的过程，其中“意”是最重要的环节，这就是古人写作时要“以意为主”“意在笔先”，读书时要“求其意”“得意”——重“意”、尊“意”、崇“意”的根本原因。
　　————————

注释：
　　①钱理群：《以“立人”为中心》，《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薛毅：《反思新语文观念》，《书城》，2003年11期。
　　③李海林：《谈谈语文教材的“语文性”》，《语文教学通讯：初中（B）》，2005年11期。
　　④维特根斯坦，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75页。
　　⑤⑥海德格尔，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228页。
　　⑦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⑧康德：《关于感性世界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原则》，转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⑨冯达文：《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⑩康德，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文）》，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5页。
　　（十一）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
　　（十二）[法]约瑟夫·祁雅理：《20世纪法国思潮》，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2页。
　　（十三）转引自[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8页。
　　[作者通联：江苏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